基础研究能力和产出是短板 中国紧紧瞄准从0到1的原始创新
一块小小的玻璃，曾紧紧“卡”着信息显示面板发展的“脖子”，也扼住了企业的“命门”。
如今，全国人大代表、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院长彭寿松了一口气。历经数10年研发攻关，我国在这一领域终于实现了重大突破，实现了世界最薄的0.12毫米超薄电子触控玻璃的量产。令彭寿不甘心的是，“应用于大尺寸信息显示基板的玻璃核心技术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原始创新没有止境。
近年来，中国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从青藏铁路到5G网络、从“嫦娥”奔月到“蛟龙”入海，中国科技创新正由“跟跑”为主转向在更多领域“并跑”乃至“领跑”。在世界经济与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大背景下，要实现科技创新领域的“领跑”，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还需要在原始创新上持续发力。
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在全国两会上引发了代表委员们的强烈共鸣。
基础研究重要性凸显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技创新的总源头，也就是人们用什么方法来认识和探索自然、探索自身。”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坦言，“基础研究的能力和产出是我们的一个短板”。
在原始创新方面，我国还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基础研究投入的整体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偏低。2017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总量的比例仅为5%左右，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15%～20%相比有较大差距。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以政府资金为主，占比达90%，企业、公益基金、慈善捐助等社会力量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非常有限。
去年国务院专门出台了加强基础研究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就加强基础研究作出全面部署。
在新时代，在中国到了高质量发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阶段，更多要依靠创新驱动，因此基础研究的地位尤显突出。
而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瓶颈”亟待突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表示，总体上看，在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工业基础材料、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和关键产业，我国存在明显的短板。而补齐短板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核心技术能否突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基础研究水平。只有多一些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我们才有更强的能力去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做科研，“我们输在等不及、等不得”
如今，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产业结构、评价标准等问题长期存在，我国高校在原始创新方面的产出严重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先进纳米技术中心主任刘昌俊认为，由于我国目前产业结构方面存在问题，高校除了承担教学、科研任务外，还承担了技术开发、产业应用甚至市场开发等本应由企业完成的任务，“这一点不同于发达国家高校”。他以化工类高校为例解释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化工类高校，教师们的科研偏基础前沿。
在我国，一些高纯度的化学品还不能自己生产，刘昌俊认为原因在于一些化学品的生产对过程控制、产品分析技术要求很高，“而这些实际是电子信息、精密机械加工等专业的问题，我国恰好在这些关键领域还有待取得突破”。
近几年，包括刘昌俊在内的全国政协科技和科协界别委员在提案、联组发言时，不断呼吁我国要更加重视高端分析仪器的开发，“但五六年下来，我们化工研究离不开的高端分析仪器还是需要大量依赖进口，有些特殊仪器装备人家还不卖”。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一些新兴学科，由于国内精密仪器制造水平差，我国的研发水平也落后于发达国家。
“买国外的设备，坏了又买新的。”在全国政协工商联界别小组讨论中，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常兆华也谈到类似的问题，他说，国产医疗器械领域目前严重缺乏基础创新的研发投入和规划。他注意到，我国在生物医药方面有48家国家重点实验室，但连一个医疗器械研发的重点实验室都没有，“造成国产医疗器械行业一直发展不起来”。
高校科研人才考核体系也成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发展的桎梏。刘昌俊说：“现在的考核机制更容易导致教师选择短期能出成果的、风险小的、容易通过学校考核的研究方向。”
如今国内高校的硬件水平快速提高，有的高校科研条件比美国同类高校还要好，“我们输在等不及、等不得。让老师们焦虑的事情过多，安静想科学问题的时间不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改革完善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表示，这说明人才评价中一直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受到重视。在他看来，评估评价体系作为一个“指挥棒”，很大程度上影响师生在原始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的作为，“因为原始创新技术创新的周期很长，不确定性很大，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同时也有一定的容忍度，不能用简单的论文、专利来评价”。
熊思东多次提到，在基础研究和和原始创新领域，应重点评价的是科研人员的状态，“哪怕十年磨一剑，只要持续保持一个好的工作状态，这样的基础和原始创新总会瓜熟蒂落”。
应引导企业参与原始创新
今年2月20日，皇家永利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嫦娥四号任务的圆满成功，是“探索建立新型举国体制的又一生动实践”。
“新型举国体制”提出后，引发广泛关注。全国人大代表、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认为，应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鼓励政产学研深度融合与合作，促进人才、资金、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创新合力，共同解决中国关键核心技术与基础研究薄弱的问题。
专家指出，新型举国体制更加注重发挥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作用，要着力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国家则更多是利用科技产业政策和行政、税收等手段加以引导，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
刘昌俊有多年企业从业经验，他认为要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亟须从加强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入手。然而，目前国内企业缺乏创新动力，更愿意追求短期效益，缺乏技术创新和技术储备意识；也没有鼓励创新的体制机制，这使得企业科研人员的创新成果得不到有效回报，从而影响了其创新的积极性。
马化腾建议，国家应鼓励和引导有意愿的企业，积极参与和科研机构的联合研发，在突破核心技术的原始创新上共同发力。他希望政府就企业参与申报国家科技计划、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创新基地、科技评奖等，提供更顺畅的渠道和更灵活的政策，“改变过去限于体制内循环论证的状况”。
“歼-20上用的新型材料，都是我国的民营企业研制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歼-20飞机总设计师杨伟介绍说，歼-20的研发走出了一条完全自主创新的道路，不但研制出了先进的装备，还同时带动了多个相关行业的发展。
杨伟表示，要拥有自主完备、水平先进的一流基础工业体系，必须依托基础科学研究，“最基础、最核心的技术要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作者：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 中国青年网记者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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