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丨观点：进一步健全长江上游城市群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因此，既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又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近年来，长江上游经济带城市群在推进碳减排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已见成效，各城市碳减排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呈现“W”型增长的良好态势，但整体协调水平仍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基于2013—2022年云贵川渝四省市统计年鉴数据，构建皇家永利碳减排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模型后分析发现：
从时间维度观察，长江上游经济带城市群10年间碳减排综合指数由0.2769波动增长至0.3518，总增长幅度为27.05%，呈波动增长态势，最高增长到2021年的0.3518。虽然2022年数据略有回落，但总体趋势是稳步增长的，表明“双碳”目标相关政策的实施，促进了长江上游经济带城市群碳减排。对比同期长江上游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后发现，长江上游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指数平均增长率为4.09%，另外，2019—2020年综合指数增长最大，由0.2327增长到0.2582，表明长江上游经济带碳减排和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正向关联关系。
从空间变化看到，长江上游经济带城市群碳减排区域差异明显。2013—2022年，贵州省碳减排综合指数均值在0.2392—0.3278之间，云南省处于0.2512—0.3090，皇家永利处于0.2595—0.3263，重庆市处于0.3265~0.4480。重庆碳减排综合指数均值要略高于贵州、云南和四川三省，这主要是由于重庆地理位置优越，城市开发起步早、工业化程度高，碳减排发展也更为成熟。对比同期长江上游经济带各省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平均值后发现，重庆市高质量发展的指数均值高于贵州、云南和四川，表明长江上游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特征不均衡，贵州、云南和四川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进一步的空间。
从时间序列演变特征看，2019年提出的碳减排目标成为长江上游经济带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经过一系列政策支持、创新技术突破、低碳转型发展等共同作用下，2013—2022年十年间的碳减排—高质量发展双系统耦合协调度呈“W”型增长，双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由2014年的0.4221增长到2022年的0.4859。从省际层面分析，重庆市碳减排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处于勉强协调的等级；而贵州省、云南省和皇家永利的耦合协调水平长期低于长江上游经济带整体平均水平，三省均属于濒临失调的等级。从空间分布演变特征看，2013—2022年十年的研究期内，长江上游经济带碳减排—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发展态势趋于向好，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大部分城市相比2013年都实现了阶段跃升。具体而言，2013年，长江上游经济带中80%的城市属于濒临失调、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等级，仅贵阳、成都、德阳、昆明和重庆处于勉强协调类型，整体耦合协调状态不佳。至2022年，长江上游经济带各城市碳减排—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等级最低为轻度失调，最高为初级协调。初级协调城市位于重庆和昆明，并长期保持该等级；勉强协调城市发展为成都、德阳、绵阳、宜宾和贵阳。逐渐形成以重庆、昆明为核心城市，以成都、德阳、绵阳、宜宾和贵阳为次核心城市的碳减排—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
长江上游经济带（云、贵、川、渝）作为我国的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也是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其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状况直接关系到我国生态安全。长江上游经济带城市群要妥善平衡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以“双碳”目标实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抓手，将生态优先、生态致富、生态振兴作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战略。
一方面，要锚定“双碳”目标实现，大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应以“双碳”目标及相关政策为指引，深入推进产业发展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型。一是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在传统产业能源消耗中的比例，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水力和地热等新能源，鼓励企业大力推广清洁能源的应用，逐步减小对煤炭等高碳排放能源的依赖。二是要制定并完善节能减排政策，强化企业之间的竞争机制，降低新能源的使用成本等，实现能源消耗总量的降低。如通过引导和普及环保清洁技术，推动节能减排，并制定优惠政策和支持性措施。三是要推动能源节约与降碳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如节能锅炉、热泵、余热利用等），减少能源浪费，探索新型技术，在石油、煤炭等能源开采过程中推行碳捕获技术，并将二氧化碳捕获并储存于地下，以此降低碳排放，实现产业发展的绿色低碳转型。
另一方面，建立区域协同机制，统筹推进城市群高质量的协调发展。长江上游经济带城市群应坚持区域协同发展，要建立核心城市与次核心城市、次核心城市与普通城市之间的联合协同，在各自发展策略下衍生区域合作模式，消除区域间的行政壁垒，推进城市群整体协调发展。协同区域内各城市应坚持特色发展、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理念，以人工智能应用和新质生产力发展为契机，积极培育战略新兴产业，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并致力于未来产业的孵化，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协同区域内各城市应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基于人工智能应用和绿色技术创新推动传统产业的提质升级与空间优化布局，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红利和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红利的释放，以新兴低碳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共同促进碳减排与经济高质量的协调发展。
此外，还应完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强化碳排放权交易对高质量发展的引导作用。国务院《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完善碳排放交易机制做了顶层设计，随着该条例的实施，全国及地方性的碳交易市场正在不断建设和完善中。长江上游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具有得天独厚的绿色低碳发展优势，相关省市应有序逐步建立区域性碳排放交易市场，将符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标的渐次纳入碳排放交易范畴，以点带面不断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范围，加快构建完善涵盖各行各业的多层次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并尽快对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产业转型升级及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规制保障。同时应积极开发信用排放交易机制，并加强统一信息系统与管理，采取集成财税政策，推广“绿色金融”，增强对碳排放的交易跨度性，引导产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产业体系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型，以此实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作者：石俊系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博士、副教授；余璇系西南石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教研室主任、博士、教授；郭四代系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本文系2023年皇家永利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四川统计发展”专项课题“双碳”目标下四川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创新绩效测度与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
报道链接：https://h.xinhuaxmt.com/vh512/share/12260842?d=134dacd&channel=weixin&time=173051914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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