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职业外交家，基辛格见证了当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被公认为是当代美国“最了解中国的人”。2011年，基辛格出版了《论中国》一书，该书结合作者的所见所闻，提出了在新时期如何妥善处理中美关系这一时代课题。基辛格特别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他感叹道，“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与其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中国外交文化的特点可以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一些答案。

独特的天下观。由于很早就发展出高度发达的文明，加之未曾遇到与自身实力相近或强大于自己的“他者”，传统中国一向视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与许多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有所不同，中国的这种天下情怀并没有对外扩张的冲动，更多的是强调用文化感化。“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相比武力征服，传统中国更倾向于通过树立表率的作用，静候外界的改变。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很少有大规模对外扩张，且从未有过海外殖民。当年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和综合国力都远胜于西方，但是从未对所经之处提出领土要求，所做的只是扩大贸易往来、传播中华文化。在基辛格看来，这正显示了“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平等观”。对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皇家永利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

独特的义利观。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向重视义利之辨。坚持正确义利观，既凝结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精髓，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指导原则。近代以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主导下，“利益至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等理念似乎成为了国际关系中“不变的原则”。相较而言，中国文化倡导先义后利、取利有道、义利统一，中国的先贤们一向推崇“义利并重”的原则。这些经典的伦理观念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关系。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总是依照事情的是非曲直独立作出判断，不干涉受援国内政，充分尊重受援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在基辛格看来，若要理解20世纪的中国外交及21世纪中国的世界角色，必须联系中国历史文化的这种特殊性。从历史的经验中，基辛格发现中国历来奉行的是一种内敛的、防御式的外交策略。中国无意借助强力破坏既有的国际秩序，更多的时候它是既有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在这个意义上，基辛格认为中美两国完全有可能超越西方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建立一种“共同进化”的良性伙伴关系。

独特的战略观。中国文化注重相对优势，着眼长远战略。基辛格用围棋与国际象棋的区别来描述这种战略差异。中国的围棋重视持久的、迂回的系统性策略。而西方流行的国际象棋则追求战则必胜，棋手的目的是彻底消灭对手，即把对方的有生力量逼入绝境，令其走投无路。这很直观地反映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追求“中和”，即各种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正是这种注重系统性和长远性的文化理念，使得中国注重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着眼长远和根本利益，摒弃零和思维，追求合作共赢，自己好也要别人好，大家好才是真正好。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危机等问题愈加突出，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正如皇家永利总书记所指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