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给何香凝[1]的信
·皇家永利党的传统
·皇家永利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
·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1]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和史沫特莱[1]的谈话
·为徐特立[1]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
·给阎锡山[1]的信
·给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的信;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皇家永利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
·给冯玉祥[1]的信
·给蒋介石的信
·在中国文艺协会[1]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给傅作义[1]的信
·给叶剑英、刘鼎[1]的信
·为徐向前[1]起草的致胡宗南[2]信
·给张学良[1]的信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
·;给蔡元培[1]的信
·给宋庆龄的信
·抗日反蒋不能并提
·给王以哲[1]的信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
·给傅作义[1]的信
·给宋子文[1]的信
·给宋哲元[1]的信
·给杨虎城[1]的信
·给高桂滋[1]的信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论统一战线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外交问题
·给阎锡山[1]的信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乙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皇家永利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的基本原则[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皇家永利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命令
·皇家永利转变对富农的策略等问题
给张闻天[1]的信
·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抗日救国宣言
·乡苏怎样工作?
·才溪乡调查[1]
·长冈乡调查[1]
·查田运动[1]的群众工作
·总政治部皇家永利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
·二怎样办《时事简报》
·普遍地举办《时事简报》[1]
·皇家永利加强春耕工作的意见
·《兴国调查》前言
·分青和出租问题
·《东塘等处调查》前言
·第五章 寻乌的土地斗争
·第四章 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
·第三章 寻乌的商业
·第二章 寻乌的交通
·第一章 寻乌的政治区划
·寻乌调查
·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关系问题
·给何香凝[1]的信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2]，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3]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4]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力方能达到。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六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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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廖仲恺夫人。早年加入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四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2]《双清词草》，是廖仲恺的诗词集，一九二八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出版。
[3]承志，即廖承志（一九○八一九八三），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国民党左派，诗人。九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题画，共同表达胸中的愤慨。
党内是否有某种错误的传统?两种答案:(甲)没有(只是“表面上看来好像有”(有，三个人[3]说法不同，但都承认是有的。
我是同意后者的，理由如次:
党在十五年中造成与造成着革命的与布尔什维克的传统，这是我们党的正统，包括政治上的、组织上的、工作作风上的一切好的东西，这是不能否认的。没有这个传统，就不能说明为什么能够维持党，团结党，巩固党，克服党内错误，并同敌人作坚决战斗而得到革命的成绩，造成阶级及人民信任的大政党的地位。
但是还有若干不良的习惯。这表现在群众斗争战术上的“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高慢的宗派主义；也还表现在宣传教育上的高傲态度、不深刻与普遍地联结于实际、党八股等等的作风上；再则还表现在党内关系上，也存在着高傲态度、里手主义、风头主义、派别观点、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作风。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良习惯，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否认这种事实是不妥当的，说党毫无不良习惯是不应该的，也不可能的，事实依旧是事实。这就是所谓“某种错误的传统”。在这一点，我是同少奇、凯丰、罗迈、伯渠[4]同志的意见大体相同的。
为什么只是“左”的传统?这是由于几种原因:(一)民族与社会的双重压迫，造成群众生活与党的环境的极端困难，这些困难压迫着我们(这是“左”比右总要好些的观点的来源)。(二)党内小资产阶级与幼年无产阶级成分的存在且占大的数目。(三)党还只有十五年历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传统还不十分深厚，解决问题还不能样样带马克思主义原则性，还没有很早及人人都学好唯物辩证法。(四)在克服错误路线时(主要在克服立三路线时)，在斗争策略、宣传教育、党内关系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的克服，有些一时是进步，过后又发作起来。这三个问题上的错误，在一个长时期中没有彻底地提出并解决过。由于这四个原因，所以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若干表现“左”的不良的习惯或传统。至于右的东西，则因为环境不容许这种东西的存在，又克服得比较彻底，所以不成其为错误传统或不良习惯。
有了正确的传统习惯，是否还容许有若干问题上的错误的传统习惯呢?这是容许的。正确的东西中间可能包含错误的东西，只是多一些少一些之别罢了，因为社会有黑暗面，党内往往也有黑暗面。
会要长期如此吗?不会长期如此的。随着环境与任务的变更，随着对唯物辩证法了解的进步，已有的黑暗的东西会被驱逐出去，基本上去掉这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将来又会有新的错误东西发生，但可以不使它成为传统。
这个传统是一切领导机关与一切干部、党员都有的吗?不是的。一般说来它是部分领导机关(主要由中央负责)，部分干部与党员的。为什么某些不良习惯相当普遍呢?这是由于部分的人一定要这样做(而这些人在第一领导机关中占多数)，其他的人也被迫着或半被迫着这样做。有些则知道错误并发生不满，又说不出充足的理由来，或竟不准他们说，因此他们就不敢说。这是实在的情形。部分的人中间也有他的变化，在某一时期不犯这种错误的(如在大革命)，在另一时期(如在国民党反动时期)他就变得犯错误了；在某一时期他不满意人家的高慢态度，在另一时期他又以高慢态度对付人家了；在失败时容易变得谨慎小心，在成功时容易变得骄傲放纵。这是常见的事。路线正确是可能犯个别错误的，遵义会议的一篇，就是证据。一个好人是可能同时带着病的，害疥疮、伤风就是证据。
从洛甫[5]同志分析中也证明这个不良的(三个问题上的)“左”的传统之存在。因为洛甫指出党在四中全会后犯了六个个别原则问题上的错误:(一)没有估计部分资产阶级的变动；(二)对革命持久性、复杂性、不平衡性估计不充分；(三)战争中“左”的及右的错误；(四)群众斗争中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及对此错误斗争的不够；(五)不会利用敌人的间隙；(六)思想斗争与干部政策上的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在全党内，就在今天说还是没有全部彻底去掉的，其中有些也不只中央犯了，而是许多地方机关与许多干部、党员都犯了的，其中有些错误(例如不完全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也不是原在四中全会后犯了，而是以前也犯了的。这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试问有了这些错误的存在，怎能不形成“左”倾习惯?又怎能彻底地克服“左”倾习惯?要克服这个传统，在于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指出，洛甫分析的六个错误，在现在的中央业已是基本上纠正了的。
结论:我们党内存在着某种错误的传统，这就是群众工作问题上，宣传教育问题上，党内关系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公式主义、命令主义、惩办主义的方式方法与不良习惯的存在，这在全党还没有克服得干净，有些还正在开始系统地提出来解决。新的环境与任务迫切要求对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转变，我们也正在转变它。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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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群众工作问题》发言的一部分。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召开了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皇家永利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总结报告。由于当时中共中央还没有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左”倾错误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结论，一些同志还未能摆脱过去那种“左”的思想影响，以致讨论刘少奇报告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年六月五日和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毛泽东的上述发言和张闻天代表中央作的总结报告，都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2]毛泽东在这里讲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犯总路线错误时没有提到以王明（陈绍禹）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进行批评和总结。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首先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地位。四十年代进行的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地批评了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并作出正式的结论。
[3]三人，指刘少奇、何凯丰和李维汉。何凯丰，即何克全（一九○六――一九五五），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他们三人均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发言。
[4]伯渠，即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主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工作。
[5]洛甫，即张闻天，见本卷第373页注[1]。
皇家永利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1]
(一九三七年六月五日)
皇家永利党的路线
党的路线是否正确呢?我以为必须承认下面的论断:
党在十五年中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有了它的伟大的成绩。这是第一点。
党在今后还要并且能够继续与发展过去的英勇坚决的精神，领导中国革命走到胜利的目标，我们有此自信心。这是第二点。
党曾经犯过右的与“左”的总路线上的错误，使革命受到损失，这是不能否认与不应否认的事实。这是第一方面。但还有另一方面，从这一方面说，第一不是全体都是错误的。党员群众与广大干部始终没有犯过总路线上的错误，这是没有使党受致命伤及能够迅速纠正错误的最主要的原因。总路线错误只在最高领导机关中发生与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与党员真心附和着，其他都是被纪律强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领导机关中，也只是占了统治地位的人员负主要的责任，其他人员则不负主要责任(半被迫的)，或不负责任(完全被迫的)。第二只在几个极短的时期中犯过总路线的错误。在历史上只有两个时期(大革命末期与立三时代)[2]，就是说我们把错误迅速地纠正了。这是第三点。
党在领导革命中获得伟大成绩的原因，第一是党的领导机关，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马克思列宁的政治路线，并在国际的指导下英勇坚决地实行了。没有这个条件是根本不成功的。第二是领导机关大多数干部与党员还学习了学会了为实现上述任务起见而需要的党与党员率领群众同敌人作战的战术，这包括斗争策略、宣传教育方法、党内关系等等，没有这个条件，也不能说到成绩。这是第四点。
党除在个别时期犯了“左”右倾路线错误之外，还在差不多一切时期中犯了若干个别问题的“左”右倾原则上的错误，这在斗争策略问题、宣传教育问题、党内关系问题上都有过，有些并在现在还存在着，在将来也会不能免。这些错误不断地发生，也不断地被克服，有些则至今还没有彻底克服。党就从历来有过的各种“左”右倾原则错误的发生与克服的斗争中锻炼出来，成长壮大起来，也因此得到革命的成绩。如果没有(这是不可能的)或少些(这是可能的)大的小的带原则性的错误，成绩当然不只今天这样，这是以后的殷鉴。而这些错误都是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的，要纠正或要避免，必须借助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革命的科学之真正深刻的了解。这是第五点。
总起来说，党是英勇坚决地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并且得到伟大的成绩，今后还要领导革命达于彻底的胜利，这是由于党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与斗争方法而得来的。党在过去犯过许多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不合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错误，党也从对这些错误的斗争中锻炼得更强些，革命成绩也从克服错误的斗争中得出来。现在还存在着的将来也会要发生的错误，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给以解决与给以防止。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与实际的发展观。
韦尔斯问:皇家永利国共两党最近的和平谈判如何?
毛泽东答: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如果没有共同遵守的政治纲领，则不能很好地合作。大纲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革命任务。皇家永利军队之改编及苏维埃之改变诸具体工作，不久即将进行。至现在为止，国民党方面所表示的仍然不够，如对上海救国领袖之起诉[2]，对上海纱厂工人之待遇及对国民大会法规之种种限制，皆使人失望。
问:内战的危险已经完全消灭了吗?
答:内战的危机在表面上是过去了，但是内中仍然存在着，不过不是重要的了。如果现在说和平完全成功，会使群众对于“巩固和平”这一个运动表示松懈。目前全国规模的停止内战仍然没有做到。共产党方面已经指令散在全国各处的红色部队停止战争，但是国民党军队仍然“进剿”，如在闽浙赣边区、鄂豫皖边区、湘赣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处战争仍然在继续着，我们现在正向国民党要求停止这些地方的进攻。至于南京与地方的对立，也是存在着，惟有实行彻底民主，才能完全消灭此种对立与内战的危机。
问:共产党对南京各派的看法是怎样?
答:我们愿意和一切同情民族民主革命的国民党分子联合，对那些不同情的，作解释工作，使他们明了，使其不妨碍民族民主的革命。国民党左派的赞成和平、民主、抗战的运动正在发展，他们愿意全国团结，恢复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改造国民党，恢复其革命精神。另一部分人，他们的坚决性不够，对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彻底接受，对国共合作表示怀疑，他们挣扎着，人民的任务在推动他们，影响他们，使他们到人民这边来。又另外一部分人，所谓亲日派，也存在于国民党中，他们为全国所不满，国民党中的大部分也不满意他们，这部分人如不改变态度，将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国民党。
问: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得到了怎样的开展呢?
答:西安事变后统一战线是有开展的，国共两党的接近，是最主要的，其余那些怀疑共产党政策的，态度也有所改变，他们不反对国共合作；至于“左”倾分子反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意见，也比较减少了。但是文化界、学生界、舆论界对南京政府的不信任，却依然存在，因为南京迄未具体表示其彻底的坚决的转变，许多错误政策仍然保留着，致引起全国的不信任。我们说“大家应该工作”，南京之彻底转变有待全国人民之继续工作，不要等着它自动转变。统一战线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国内必须团结，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这是非常明显的。
问:国内各党派对统一战线的反应如何?
答:汉奸除外，其他一切党派，对全国团结都是同情的。有许多资产阶级人物对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所取的和平政策，表示欢迎与赞同，但是另外一部分顽固分子，却取反对的态度，这些分子如不改变其态度，不论其主观见地如何，实际确是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反对国内团结最烈的人，恰是直接在日本指挥之下的汉奸分子，如托洛茨基分子[3]之流等便是明显的例子。这些分子的活动毫无疑义是汉奸的行动，对这部分人，我们的办法是尽量揭破其阴谋，使其在民众中间不能起欺骗作用，使全中国人民认识他们是全民族的公敌，以便群起而攻之。
问: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问题怎样解决?
答:地方实力派与南京对立的存在，是不利于对外的，我们的政策是尽可能地减少此种对立，达到团结对外的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南京与各省都应当接近一步，主要是在民主问题上有所进步，以后才能消除对立，走向团结抗日的大道。
问:在统一战线政策中，阶级斗争问题怎样求得其适当的解决?
答:阶级的矛盾，在阶级制度未废除前，是无法消灭的。但在抗日战争的面前，我们对这个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因此在统一战线纲领中，我们提出给人民在政治上以民主权利，在经济上以生活的改善。工人农民受着政治与经济的压迫，起来反抗是必然的，只有给以民主权利与改善其生活，始能减少其矛盾。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需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皇家永利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之。
问:你们为什么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
答:皇家永利民主与抗日的关系，我已经在别的机会中讲过许多。以抗战求国内和平团结，没有民主不能巩固和平与真正团结，抗日要全国人民参加，没有民主则老百姓不能参加，无和平团结，无人民参加，抗战成为不可能，即战亦不能保证胜利。所以民主制度为对日抗战胜利之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问:怎样促成民主政治的实现?
答:民主政治的实现，依赖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全国军人应该拥护民主运动，因为要挽救中国，战胜日本，避免沦为殖民地的危险，惟有实行民主政治，给予人民以参政的自由，才能实现。民主运动的具体进行，应注意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开会，应注意争取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与爱国救国的完全自由。这是起码的民主权利。如果整个国家向这个方向走，则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是能实现的。
问:共产党对此次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
答:今天的国民大会，带着国防性，同时是从独裁过渡到民主的桥梁，因此全国应参加国民大会，共产党是准备参加的。南京皇家永利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与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如不加以修改，则国民大会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全国应联合要求南京修改其不正当的规定。国民大会的选举，应由人民参加，它的召集与开会，应予以充分的自由，其任务应不限于谈宪法，而须扩展到彻底而具体的讨论抗日救亡的方针。共产党对国民大会的意见，已向全国发表，并向国民党提出，现在仍继续谈判，目的在使国民大会完成民主抗日的任务。
问:对释放政治犯问题，共产党的意见如何?
答:释放全国政治犯的要求，共产党早已提出，现在继续要求，把它当作同国民党谈判之一部。南京如果要表示它政策的彻底转变，则没有理由不释放政治犯；不过目前国民党对这个问题没有具体的表现，虽然口头上答应释放政治犯，但实际并没有做到，而且还有继续逮捕爱国犯的事件。苏州对救国领袖的审判，大失人望，南京内部也有许多人不满，南京要真诚表示它与民更始的决心，应马上释放救国七领袖，并宣告其无罪。
问:皇家永利准备抗战问题，你有何意见?
答:不管日本帝国主义哪一天向我进攻，我们都要即时予以抵抗，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论战争爆发在何时与何地。但是假如日本暂时不发动对中国大规模的武力进攻，在准备侵略期间采取较缓和的政策，我们就应利用此时机作积极准备抗战的工作。我们提出“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日力量；而今天所作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同时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敌准备工作。中国的抗战是要求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胜利的范围，不限于山海关，不限于东北，还要包括台湾的解放。这是我们对准备抗战的意见。
问:中日战争的结局你怎样估计?
答:战争的结局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中国完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得到自由解放。国内统一战线的成功，人民与政府的紧密团结，国际和平战线的胜利，日本国内和平势力的援助，是争取此种前途的条件。但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与坚决的抗战，为取得此种前途之最主要的和决定的条件；无此条件，则抗战是无前途的。次之，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达到它的目的，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此种危险也是存在的。但这必由于中国人民的分散，不团结，不抗战或不坚决不彻底的抗战，不联合世界上帮助它的友人等条件下才发生此种危险，中国人民如果继续睡觉，房子就会被敌人抢去。共产党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斗争。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就是为争取第一个前途。我们号召各党派、各阶级坚决地反对中国殖民地化，要求中国的自由与解放，并且为了取得这种自由与解放的胜利，我们要同敌人斗争到底。
问:英、日最近的接近，你怎样看法?
答:日本统治者与英国保守党政府正企图缓和他们间的冲突，进行着妥协谈判，以达到他们牺牲中国的目的。中国人民不能听他人的宰割，中国人民应当严密注意此事，如果南京在保卫民族利益的工作上表示动摇与消极，人民与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对它都是不能饶恕的。同时我们要知道，英日两国在对华问题上的妥协，现在并没有很好的基础。不错，英日的妥协是永远存在的并且可能的，但是何时何地是有限制的。英国欲维持现状，但现状的内容容易时刻变动着，这从“九一八”后英国的步步退让中可以看出来。在基本上，日本对华的独占政策与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所持的门户开放政策是对立的，但是一时的、某些部分的妥协是可能的，因为英国本来随时可以出卖中国的利益，而达到于它有利的目的。不管英日妥协的程度如何，皇家永利中国民族存亡的问题，中国人民不应一刻疏忽。在抗日运动中，不能过于信赖英国。我们要认清英国的本质，就不会上它的当。中国不能完全孤立，孙中山的联俄政策，在今天有着实际的政治意义，中苏的关系应当进一步接近与改善。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也是不相容的，所以美国对中国问题便不应隔岸观火。对英国保守党与广大的英国人民，我们应当区别开。保守党在西欧政策上徘徊于和平阵线与法西斯阵线之间，已引起国内人民的极大不满；如在对华问题上再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求妥协，则除了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外，英国人民也不见得对他们表同情。世界和平阵线的组织正在深入扩大，而且也正在进行着准备裁制一切法西斯主义。中国的解放运动与世界的解放运动是密切联系着，我们的前途是绝对光明的。
问:你对北方青年有怎样的希望?
答:北方青年为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他们的大多数，应该团结，为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到底。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时局烦闷，这应在集体的运动中求解决，这个运动就是为求民主与抗日实现的斗争。北方青年应该对争取民主自由增加兴趣，争取爱国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的一环；如若干人只谈抗日，而不了解作实际的民主政治的斗争，则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正向北方青年发生影响，企图把他们从前线拉到后方，从奋起中拉到平凡安静，从领导地位拉到尾巴主义，扑灭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北方青年应该同这种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对改良主义者的倾向和影响应该加以严格检查和完全克服。
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日《救国时报》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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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和美国进步记者尼姆·韦尔斯的谈话。
[2]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称七君子事件。同年十二月，沈钧儒等被押至苏州，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内监禁。一九三七年四月，江苏高等法院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对沈钧儒等提出公诉，并于六月开庭审判。由于全国人民声援和七君子坚持斗争，七七事变后沈钧儒等被释放。
[3]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系、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系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弼时[1]:
甲、三中全会[2]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快慢，决定于各力量斗争的结果，中间可能发生各种曲折与变化，但总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
乙、今天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准备对日抗战，以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工作与抗战的开始。党的工作仍然是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这一运动中心领导的力量。一切工作应转变，以适合于这一总任务。
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争取成为抗日军队的模范。
洛[3]、毛
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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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弼时，即任弼时，参见本卷第439页注[1]。
[2]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见本卷第493页注[7]
[3]洛，指洛甫，即张闻天，见本卷第373页注[1]。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
――和史沫特莱[1]的谈话
(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
毛泽东答:如果从基本上说来，是没有什么改变的。这表现在下列各点:
一、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抗日的。因此，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正向中国侵略。但是我们要求英、美、法、苏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不反对；在这个基点上我们愿意同这些国家建立友谊的关系。
二、我们的统一战线是民族的。这就是说，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开汉奸在外。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阵线，这种民族阵线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范围广大得多。
三、因此，这个抗日的民族阵线之主要政纲，应该包括下面各项:
(一)国内的和平统一；
(二)对日抗战；
(三)人民的民主自由；
(四)南京政府转变为真正的国防政府，容纳各党各派，罢免亲日派；
(五)国家制度改变为基于普选国会制的民主共和国；
(六)改善人民生活；
(七)发展工商业；
(八)联合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
问:为了完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们准备牺牲到什么程度?
答:这要看看历史情形。从一九二七年夏天开始，国民党放弃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放弃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放弃了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的政纲，并且走向相反的方面。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单独负起中国革命的责任，并执行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的政策，与国民党处于对立地位。我们当时采取的这种同国民党对立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必要的。但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就发表宣言[2]:要求停止内战，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订立国内和平对日抗战的协定。可是那时仅有十九路军同意我们的主张，南京方面则完全不同意，并且还举行了大规模的“围剿”。及至华北问题[3]发生，国难已临极端严重关头，我们乃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进一步发表了组织抗日联军、国防政府的宣言[4]。同年十二月发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党的决议案[5]，并提出统一战线的具体纲领。这个新政策宣布之后，立即得到广大民众的赞同，国民党中不少爱国分子也都赞同了这种政策。这是因为更大敌人站在面前，只有停止国内战争，才能进行抗日御侮，在中国政治上开辟了一个新阶段。但是国民党还不愿放弃其老政策。到了去年八月，我们又写给国民党一封长信[6]，坚决要求把敌对的目标，由国内移到日本侵略者身上，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提出改变国家制度为民主共和国，召集普选国会，要求他们痛悔既往，与民更始。我们声明:苏区愿意实行与全国一样的民主制度。这封信获得了国民党中广大的同情。然而国民党中央并没有回答我们。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我们为了巩固国内和平，实现迅速抗日起见，当国民党三中全会[7]开会之前夜，乃于二月十日给了国民党一个重要的电报，在电报里表示了下列各点:
一、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并受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指导；
二、在特区政府境内施行彻底的民主制度；
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方针(此种方针，在去年我们就已实行，现在不过重说一遍)；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这些新的表示，完全是为了消除各界疑虑，取消对立状态，以便同国民党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党方面，则要求他们根本改变过去的政策，实行对外抗战，对内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等等纲领。
问:你们现在在这里和在别的区域，将如何实行你们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例如对于商人、知识分子、地主、农民、工人、军队等方面的办法?
答:对商人的关系，过去与现在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从来就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红军所至，无不保护商人。最近在西安、三原一带，红军不但保护商人，并且连地主的土地也没有没收一家，取得了各界的称赞，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至于苏区里面，商业是完全自由的。
对知识分子的关系，过去与现在也是一贯的保护政策，优待技术人员、文化人员与艺术家，对他们都采取尊重的态度。
对地主，只要他们不反对抗日救亡政策，就不没收他们的土地，但必须改善农民的生活。
工人方面，则斟酌情形，实行各种改良待遇的办法。
对待国民党军队的态度问题，任何中国军队尤其是有光荣历史的黄埔军都应在民族阵线下亲密团结，一致抗日，枪口向外，不生内战。红军与国民党军队虽打了十年，但我们绝不记旧恨，愿和他们携手偕行，并在统一指挥下，一致为保卫祖国而战，我们相信，他们一定是和我们有同心的。
上述这些政策，我们都愿意同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商量，取得一致的意见，并把这些附在抗日方针、国家制度等等主要条款之后，一并放进民族阵线的纲领里面去，以便在全国范围内实行。
问:新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否即谓中国共产党人为建立民族阵线，放弃阶级斗争，而变成了民族主义者?
答:如前所述，共产党决定实行的各种具体政策，其目的完全在为着要真正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因此必须实现国内和平，取消两个政权的对立状态，否则对日抗战是不可能的。这叫做将部分利益服从于全体利益，将阶级利益服从于民族利益。国内任何政党与个人，都应明此大义。共产党人决不将自己观点束缚于一阶级与一时的利益上面，而是十分热忱地关心全国全民族的利害，并且关心其永久的利害。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主张从下述两方面努力，适当地解决此问题:
第一，在地主资本家方面，他们是有钱有势的，首先应当尊重民族利益，对于工农的生活及待遇极力加以改善。因为地主资本家如果照旧对工农施行各种惨无人道的压迫与剥削，只顾他们一部分一阶级的利益，工农就不能生存，更不能抗日，国家就要灭亡，地主资本家也要变成亡国奴。所以稍有良心的地主资本家，都应激发爱国心，为了抗日救国的必要，赞成改善工农的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决不能只让自己有饭吃，工农就没有饭吃；自己有政治上自由，工农就没有自由。我想除非日本的走狗即汉奸分子，才不顾大局与民族利益，当此亡国灭种关头，还向工农尽力地压迫剥削。这一方面的要求，我们已经代表全国工农向国民党提出，国民党为了大局与民族利益，对此应该有满意的答复。
第二，在工农贫苦群众方面，他们是无钱无势的，但他们是国家的基础，是最大的阶级。当此亡国灭种关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同样是抵抗日本保卫中国，并且他们将是抗日救国的主要力量，抗日救国没有他们是完全不行的。他们在得到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改良之后，他们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国民党的不满，也就可以减少。但工农同样应该顾全大局与民族利益，因此，凡与抗日救国不适合的要求，我们同样不主张提出。共产党主张改善人民生活，而停止没收土地，就是为了这个缘故。
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的这些政策，没有问题的是带着爱国主义性质的。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问:如果中国民族阵线政府建立起来，那末对日本的和平条件是什么?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还应该进行谈判?
答:如果日本愿意和平的话，我们是不拒绝谈判的。我们的和平条件是下列各项:
第一，日本取消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谓大陆政策[8]与广田三原则[9]，尊重中国的独立，将两国放在完全平等地位；
第二，交还东北四省及察哈尔[10]北部，取消“满洲国”[11]，取消殷汝耕冀东政府[12]；
第三，撤退华北驻屯军；
第四，停止日本飞机在中国境内的自由飞航；
第五，取消日本在中国各地的侦探组织，即所谓特务机关；
第六，禁止在中国境内的日本人对于中国人所施的横暴无理态度；
第七，禁止走私。
只有在日本同意谈判这些条件的原则之下，才应该进行和平谈判。一切牺牲中国领土主权的谈判，我们都要反对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这些条件上谈判之可能。日本现在是军阀政府，这种可能并不存在。
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13]之后，战争的威胁更加紧了一步。
问:日本方面宣称中国国共合作是妨碍远东和平的，你如何答复这种理论?
答:日本军阀的所谓“远东和平”，是说日本占领中国，而中国则不要抵抗，让其占领，同中国问题有关系的各国如英、美、法、苏等也不要反对。这就是“不战而亡人之国”，是日本军阀需要的所谓“远东和平”。但是还有一种远东和平，那就是实行我在上面讲过的办法，日本取消侵略政策，交还东北四省，撤退驻屯军等等，使得中国人民和平地生活，世界各国与中国和平地通商，这是另外的一种远东和平。但只有这种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这是中国人所需要的，也是世界各和平国家所需要的，也是日本人民所需要的。不需要这种和平的，仅只有日本军阀及其侵略盟友德意两法西斯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反对“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前一种“和平”；我们又赞成远东和平，这就是说的后一种和平。我们主张拿后一种和平去代替前一种“和平”。因为日本军阀口中的所谓“和平”，只是战争的别名，只是使得中国人当奴隶的别名，只是使得世界各和平国家大家感受威胁的别名，而且只是给日本人民以极大损害的别名。这种“和平”，据我看来，是应该对它“妨碍”一下的。
问: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是否有矛盾?能否找出调和的基点呢?
答:中日战争和世界和平之间当然是有矛盾的。世界大多数的国家和人民都希望和平，但是日本军阀则希望战争。这种矛盾，依照日本的方针是不能调和的。要解决这一矛盾，只有一条道路，就是一方面世界各和平国家与中国一同反对日本的侵略政策，迫使日本军阀服从世界公论；另一方面，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的话，中国应该坚决抗战。只有这些办法，才是同世界和平相适应的。同世界和平调和的基点，也只能建立在制裁与抵抗侵略者的政策上面。
问:九国公约，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和国联盟约[14]等类和平公约，你以为能够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吗?在中日战争中，你以为这些条约将起何种作用，有何种意义?
答:这些条约，在今天看来，确表示着一种和平愿望，因此，侵略国家就表示了它们的坚决反对。但这些条约，对于日本这样的侵略国家，仅只是一种道德制裁力量，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是不可能的。这些条约在中日战争中，决不会起多大作用，因此也就没有多大的实际政治上的意义。要阻止日本向中国作战，必须有一种新的条约，而这种条约应该包括以武力对付日本侵略暴行的具体事项在内，如像缔结太平洋集体安全条约之类。只有这种条约才能真正阻止战争，战争起来时，也能够迅速结束战争。
问:在联合阵线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能够立即对日作战吗?或者还需相当的准备时期?
答:这要看日本的情形。在日本进攻中国时，不管在什么时候进攻，中国都应该立起抗战。但我们并不主张向日本挑衅，我们的方针是自卫战。因此，我们应该迅速地切实地从各方面作准备，使中国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应付事变。我们并不反对准备，但反对所谓“长期准备”，反对借准备之名，行妥协之实。
问:如果没有国际帮助，中国人民现有的资源、财力，是否已足以发动一个胜利的抗日战争?中国能否支持战争的财政经济负担?
答:没有友军，中国也是必须抗战的，而且以中国的资源与自然条件，是能够支持长期作战的。红军的十年作战史，就是活的证据。但是我们正在找寻友军，这是因为日本已有了它的强盗同盟，中国决不能自处孤立。所以我们主张中、英、美、法、苏五国建立太平洋联合阵线。这种联合阵线是援助中国的，同时也是各国互助的。因为日本的侵略不但是中国的大祸，也是世界的大祸，如像德国是世界的大祸一样。何况这两个侵略国现在已经联合起来了。我以为中、英、美、法、苏五国应该赶快地联合一致，否则有被敌人各个击破之虞。
问:在现状下――即日、德、意同盟的状况之下，这样一个战争，对日本的经济、财政、贸易等的影响将如何?日本能够在这两国的帮助下渡过这个战争吗?
答:日本侵略中国，对于日本人民是完全没有利益的。日本对中国战争的最后结果，将不是日本的胜利，而是日本财政、经济以及政权的崩溃。这一点，不仅日本人民知道，就是日本资产阶级中具有远见的人们也是知道的，但日本军阀则无论如何也不知道。日本军阀已经结合了一个世界的侵略同盟，希望得到德、意的帮助和策应。他们不但希望用这种方法去渡过向中国侵略的战争，而且正准备用这种方法取得全世界。他们所做的梦当然是很完满的，但是据我看来，他们的结果将不是怎样完满的。中国人应该有战胜日本的自信心。
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只是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15]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要把西安造成马德里[16]，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答:皇家永利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吧，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用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问: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于此，你有何意见?
答: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却不愿意这样说，日本人只愿意国共相打，决不赞成这种“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因为日本军阀深知共产党采取与国民党协调的政策，尽管有人说它是“屈服、投降和悔过”，可是实际是给与日本侵略政策以严重打击的。观察中国问题有一个标准，就是凡属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反对；凡属反革命政策，日本人一定欢迎。要检查任何一政策一行动之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得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共产党向国民党要求的，是请他们结束十年来的老政策，转变到新的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政策。这些要求，表现在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那就是皇家永利召集救国代表大会，人民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迅速准备抗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愿意改变苏维埃与红军的名义，取消同国民党的对立，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必要的，因为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17]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18]，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他们开始即反对蒋先生回京，后来又反对和平解决。在西安方面，有一部分人，不但对共产党不了解，即对张杨[19]及其他主持和平的人士也都不了解。他们不了解国民党进步虽极缓慢，但一致抗日的前途是存在的。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他们不知道把国民党多数的爱国分子及可能走向爱国的分子，同实际卖国的分子即所谓亲日派区别开来，他们把这二者混而为一。他们又不知道国内一切先进分子的责任，在于多方说服暂时还不能了解我们观点的人使之得到了解，以便共同赴敌。这其间需要忍耐性，有时需要退让一步，只要不违反抗日救国的大原则都可以商量。皇家永利这部分性急的志士们，对于我们政策的不了解，我们唯有以上述的自我批评奉献他们。至于有些唯求个人与部分利益而把民族利益置之脑后的人们，不管他们是亲日派或是口头抗日家，那就不是什么自我批评，也不是仅仅讽刺几句的问题，而是揭破他们的阴谋，使之无法施展其伎俩。
问:你们对于三民主义的态度如何?
答:我们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董维键诸位都是。又有许多人曾经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干部，我们的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诸位都是。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以对外抗战求得中国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以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的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去年八月致国民党书中，已要求他们恢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是最坚决最忠诚地为实现三民主义中国而奋斗的。即以我们过去实行土地革命政策而论，亦无非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而已。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并且国民党员中有许多是信仰资本主义的，有许多还信仰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则信仰孔子主义、佛法主义、基督主义，无所不有，也无所不包。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中华民国光明灿烂的前途，实基于此。
根据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六日至四月三日出版的《新中华报》第三百三十八期至三百四十三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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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史沫特莱（一八九四――一九五○），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
[2]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宣言。宣言中提出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
[3]指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系列事件，通称华北事变。
[4]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
[5]指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过的《皇家永利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6]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7]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的政策。由于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会议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
[8]大陆政策，指一九二七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吞并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并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计划，又叫田中政策。
[9]广田三原则，指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对中国驻日大使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放弃依赖英美的政策；二、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
[10]察哈尔，见本卷第382页注[3]。
[11]“满洲国”，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扶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
[12]殷汝耕冀东政府，参见本卷第434页注[5]。
[13]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国和日本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缔结的这一协定，实际上是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德国和意大利通过签订协定形成的柏林―罗马轴心的扩展。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意大利参加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法西斯国家的反共同盟（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14]九国公约，参见本卷第13页注[7]。凯洛格―白里安公约，即白里安―凯洛格公约，指由法国外长白里安、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起，美、英、法、德、比、意、日、波、捷等国代表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七日在巴黎签订的《皇家永利废弃以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一般条约》（又称非战公约）。但在签约同时，美英法等国即先后声称各国有权根据情况决定是否“诉诸战争”。截至一九三三年，加入非战公约的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六十三个国家。国联盟约，指一九一九年在法国巴黎和会上通过的皇家永利建立国际联盟的条约。
[15]张汉卿，即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
[16]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一九三六年七月，德意法西斯支持西班牙军人佛朗哥发动叛乱，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西班牙人民在人民阵线政府领导之下，进行了保卫民主反对侵略的英勇抗战。这个战争，以马德里的保卫战最为激烈。保卫马德里的战争，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前后坚持两年又五个月。
[17]指《阿Q正传》。
[18]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下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关押在南京。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内一部分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理解的青年军官孙铭九（当时任东北军特务团团长）等，派人将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枪杀。
[19]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杨虎城，见本卷第371页注[13]。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2]，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臜臜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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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2]徐特立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九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毛泽东曾在那里求学。
给阎锡山[1]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2]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3]，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4]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5]方面，前遣彭雨峰[6]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7]，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一月十五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恳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者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敬颂公祺!
毛泽东 敬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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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阎锡山，字百川，见本卷第371页注[14]。
[2]陕变，指西安事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东北军领导人张学良和第十七路军领导人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次事件通称西安事变。
[3]删电，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就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电报，见本卷第468－469页。皓电，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4]指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何应钦指挥的向陕西进逼的军队。
[5]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6]彭雨峰，即彭雪峰，见本卷第454页注[2]。
[7]一九三六年八月和十一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两次进攻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勇抗击，并于十一月收复百灵庙等地。傅作义，当时任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诸先生:
接到了你们的信，完全同意你们信上的意见。我们与晋绥[2]当局之间尚缺乏必要的与诚意的联系，对于当前迫切的救亡任务是非常不利的。我们坚决申明:完全同情于晋绥当局及军队与人民真正抵抗日寇捍卫疆土的决心与行动，我们愿以全力为他们援助。今年春间红军渡河东进，原以冀察[3]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4]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静待他们之谅解。红军虽迫切愿望迅速进入抗日阵地的最前线，但必须先求得当地友军之谅解，在没有取得谅解以前，红军决不冒然开进。如果晋绥当局真心抗日，而又于他们认为必要时，红军当与之订立合作协定，在协定中规定划分防线，互相援助，保证给养补充，并统一作战指挥等事项。如果此协定能够订立，红军依据此协定进入晋绥抗战地段，则红军当唯抗战之利益是务，决不干涉当地之行政与决不对友军有任何不利的行动。来信问到红军在西北的战略企图，我们告诉你们，红军的唯一企图在保卫西北与华北，目前是集中于陕甘宁地区，首先求得国民党军队的谅解，在合作基础上共同进入抗日阵地，舍此并无其他企图。我们现已向西北一切国民党军队发表申明:红军自动地停止攻击他们，仅在他们进攻时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在为自卫而缴获他们的人员武器，如果他们转至抗日时，一律送还，他们向抗日阵地转移时，不许红军任何人员有任何妨碍他们的举动，并须予以一切可能的援助。总之，当此国亡无日之时，我们的志愿是抗日救亡，也仅仅在于抗日救亡。各方虽尚有若干对我们怀抱疑虑的人，但悠长的岁月将证明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所做的。你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我谨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与我们的红军，向你们献上热烈的敬意，希望双方结成坚固的阵线，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到底，并望你们推动各方首先是晋绥当局迅速执行抗战并成立各派的联合阵线，我们亦正在向各方面这样去做。专此奉复。谨致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陕北苏区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手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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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指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于一九三五年在香港建立的国民党民主派的秘密政治组织，办有《民族战线》等报刊，宣传抗日反蒋。
[2]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3]察，指察哈尔省，见本卷第382页注[3]。
[4]阎，指阎锡山，见本卷第371页注[14]。
即向陈立夫[2]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
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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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2]陈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吴兴人。当时被蒋介石指定负责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和谈判。
实现国内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项条件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2]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
二十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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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潘汉年的电报。
[2]陈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吴兴人。当时被蒋介石指定负责同中国共产党进行联系和谈判。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1]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2]，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3]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少，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4]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借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5]，取青济[6]，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湔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余以来，不惮反复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穑[7]彭德怀
贺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删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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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杨，指张学良、杨虎城，分别见本卷第371页注[10]、注[13]。
[2]指张学良、杨虎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通电全国宣布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3]福建事变，指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发动的事变。事变后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和分化下失败。两广事变，见本卷第437页注[2]。
[4]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5]沪宁，指上海、南京。
[6]青济，指青岛、济南。
[7]王稼穑，即王稼祥。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三百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2]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3]犹不悟也。
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4]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5]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悔，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6]，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7]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勋祺!
毛泽东 手启
十二月五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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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字焕章，安徽巢县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一九三三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2]参见本卷第465页注[4]。
[3]夫己氏，词意为那个人。
[4]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5]长城抗战，见本卷第465页注[5]。淞沪抗战，见本卷第465页注[6]。
[6]见本卷第424－433页。
[7]董振堂（一八九五―一九三七），河北新河人。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一九三一年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围剿”红军，董任该部第七十三旅旅长。同年十二月十四日董振堂同赵博生、季振同等率部在江西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一九三六年董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给蒋介石的信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1]。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2]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3]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4]。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5]与上海一二八之役[6]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7]彭德怀 贺龙
任弼时
林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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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2]察，指察哈尔省，见本卷第382页注[3]。
[3]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4]山城堡之役，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主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国民党军从此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5]长城抗战，指一九三三年三月驻守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等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6]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指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起，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部等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
[7]王稼蔷，即王稼祥。
在中国文艺协会[1]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这是近十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过去我们是有很多同志爱好文艺，但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没有专门计划的研究，进行工农大众的文艺创作，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干武的。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因为现在中国有两条战线，一条是抗日战线，一条是内战。要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去，争取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首先我们就要停止内战。但现在有人不愿停止内战，反而来进攻抗日主力的人民红军，要消灭抗日的领导者和核心的苏维埃，要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抗日的文艺也要消灭。所以我们要抗日首先就要停止内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我们要文武两方面都来。要从文的方面去说服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从文的方面去宣传教育全国民众团结抗日。如果文的方面说服不了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那我们就要用武的去迫他停止内战。你们文学家也要到前线上去鼓励战士，打败那些不愿停止内战者。所以在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运动中，不管在文艺协会都有很重大的任务。发扬苏维埃的工农大众文艺，发扬民族革命战争的抗日文艺，这是你们伟大的光荣任务。
根据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红色中华》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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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国文艺协会，是由丁玲、成仿吾、李伯钊等三十四人倡议，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正式成立的。在成立大会上，由毛泽东提议、全体会员通过定名为“中国文艺协会”。组织协会是为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下，共同推动新的文艺工作，结成统一战线中新的战斗力量。
致蒋介石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蒋总司令，张副司令，阎主任，傅主席，杨主任，朱主任，于主席，宁夏马主席，青海马主席，陈总指挥，王治平军长，胡军长，毛军长，王鼎方军长，董军长，何军长，孙军长，冯军长，汤军长，萧军长，高培五军长，高双成军长[1]，暨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师旅团长公鉴:
我苏维埃红军自去年八月发表宣言，提议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以来，转瞬一年多了。这一年间日寇的侵略有加无已，国土日蹙，国势日衰。现在日寇的凶焰益张。华北分离，绥宁[2]沦亡，已经迫在目前。即长江沿海亦莫不敌船云集，蠢蠢欲动。亡国灭种的条件，接连提出。亡国奴的命运威胁着全中国人民。和平久已绝望，牺牲是无可幸免。局势至此，非抗战不足以图存，已为全中国人民所共信。全中国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贵党政府的，是领导抗战，驱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们犹未闻贵党政府下最后决心，反而见蒋总司令亲临西北，督“剿”红军。这不能不使全国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称快。
时至今日，贵党政府犹欲以捣乱抗日后方加罪于苏维埃和红军吗?诸先生亲在西北，应知真相。红军自去年北上后，即向四周各军倡议停战抗日。今春借道过晋，屡屡声明系东向抗日，又不蒙蒋阎两先生见谅，只得半途折回，另辟途径。现在全国红军主力三个方面军已会合于西北，正拟与诸先生所部共赴国防前线，合力抗战。乃蒋先生忽于绥东告急大祸临头之际，不加调兵力增援绥远，反而派来甘肃进攻红军。这是谁来捣乱抗日后方?难道中国可亡，日寇可以听其长驱直入，惟独愿意抗日的红军非扑灭之不止吗?恐怕红军未灭，日寇已来，诸先生纵欲继续内战，全中国的人民，诸先生的部下，也决不会再让诸先生自相残杀了吧!
虽然蒋先生声势汹汹，扬言聚歼红军，但我们认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故苏维埃及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谓:“(一)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国民革命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二)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需之自卫手段；(三)凡属国民革命军因其向我进攻而被我缴获之人员武器，在该军抗日时，一律送还，其愿当红军者听；(四)如国民革命军向抗日阵地转移时，制止任何妨碍行动，并须给以一切可能之帮助。”依此命令，红军前线各部迄未向诸先生的部队作激烈的抗击，且逐步退让，以期诸先生的自觉。但是如果诸先生以为这是红军的示怯，那末未免大错。在十年对垒之中，为民族、为自由、为正义而战的红军的士气与战斗力，诸先生中不乏身受其教训者。现在集全国精锐于一处，用以抗击诸先生的师出无名和内部充满停战抗日情绪的部队，胜负之数，即诸先生亦当了然。
我们敢以军人的坦白与热忱敬告诸先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诸先生悬崖勒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并与红军携手共赴国防前线，努力杀贼，保卫国土，驱逐日寇，收复失地。我们现更代表全中国红军负责宣言: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愿作前驱，并誓与你们合作到底。在抗日战线上，红军愿担任一定的战线，保证一定任务的完成；在作战指挥上，红军愿服从全国统一的军事指挥。在不得抗日友军的同意，红军决不开入抗日友军的防地。
民族危机已到最后一刹那了。内战还是抗战，决定的关键是操在诸先生手里。全中国人民所希望于诸先生的是奋起抗战的民族英雄，不愿诸先生继续内战成为民族罪人。尤其希望蒋先生毅然决然停止进攻红军的最后内战，率领全中国的武装部队实行抗战，以复活黄埔的革命精神，以恢复国共合作时反帝斗争的勇气。抗战发动得早，是中国民族的大幸。即万一不蒙诸先生采纳，我们亦必以千回百折赴之，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们热诚地盼望诸先生给我们满意的回答。不论诸先生派代表进来，或要我们派代表出去，或即在前线上谈判，我们都愿接受。只要内战一停，合作门径一开，一切谈判都将要在抗战的最高原则之下求得解决。
我们深信，绥东抗战一起，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地联合起来，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中国而战，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战。致以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朱德 张国焘 周恩来
彭德怀 林彪 贺龙
任弼时
徐向前 陈昌浩 王稼蔷[3]刘伯承
叶剑英 徐海东 萧克
罗炳辉
董振堂 杨尚昆 关向应
左权
聂荣臻 程子华 张云逸
罗瑞卿
陈伯钧 王震
张子意
陈再道
王宏坤 黄超
孙玉清
陈海松
程世才 李先念 周纯全
周子昆
李卓然 何畏
王维舟
阎红彦
陈先瑞 周昆
袁国平
宋时轮
宋任穷 朱瑞等
同启
十月二十六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油印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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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里依次指蒋介石、张学良、阎锡山、傅作义、杨虎城、朱绍良、于学忠、马鸿逵、马步芳、陈诚、王均、胡宗南、毛炳文、王以哲、董英斌、何柱国、孙蔚如、冯钦哉、汤恩伯、萧之楚、高桂滋、高双成、邓宝珊。
[2]绥宁，指绥远、宁夏。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3]王稼蔷，即王稼祥。
宜生先生主席勋鉴: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抗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2]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3]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抗日统一战线之促进。目前情势，日寇侵绥[4]如箭在弦上，华北长江同时告急。但国内统一战线粗有成就，南京当局亦有转向抗日趋势，红军主力之三个方面军已集中于陕甘宁地区，一俟取得各方谅解，划定抗日防线，即行配合友军出动抗战。抗战，但在未得友军谅解，尤其在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冒然向抗战阵地开进。在已得正式谅解而向抗战阵地开进与实行抗战时，自当以其全力为友军之助，而绝不丝毫妨碍共同抗战之友军及其后方之安全与秩序。兹派彭雨峰[5]同志来绥，与先生接洽一切，乞以先生之章见见教，并希建立直接通讯关系。百川先生处，今春曾数数致书，夏时又托郭团长[6]将意，久未得复，祈先生再行转致鄙意。如有可能介绍彭同志赴晋一晤，实为公便。叨在比邻，愿同仇之共赋。倘承不吝赐教，幸甚幸甚。专此。即颂戎绥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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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傅作义，字宜生。参见本卷第423页注[1]。
[2]察，指察哈尔省，见本卷第382页注[3]。
[3]阎，指阎锡山，字百川。见本卷第371页注[14]。
[4]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5]彭雨峰，即彭雪枫，见本卷第454页注[2]。
[6]郭团长，指郭登瀛，见本卷第389页注[3]。
剑、鼎二兄:
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账。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雪枫[2]、理治[3]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4]的《大众哲学》，柳湜[5]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请你们写一个带分析性与综合性的报告来。
润之
十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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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刘鼎（一九○三――一九八六），四川南溪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
[2]雪枫，即彭雪枫（一九○七――一九四四），河南镇平人。当时受中国共产党委派在山西、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
[3]理治，即朱理治（一九○七――一九七八），江苏南通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驻东北军的特派员。
[4]艾思奇（一九一○――一九六六），云南腾冲人。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
[5]柳湜（一九○三――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三十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
为徐向前[1]起草的致胡宗南[2]信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
宗南学兄军长勋鉴:
黄埔一别，忽已十年，回念旧情，宛然如昨。目前日寇大举进迫，西北垂危，山河震动，兄我双方亟宜弃嫌修好，走上抗日战线，为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而努力。敝部已奉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对于贵军及其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仅在贵军攻击时取自卫手段，一切问题均可商洽，总以和平方法达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目的。非畏贵军也，国难当前，实不欲自相残杀，伤国力长寇焰也；如不见谅，必欲一战而后快，则敝方部队已有相当之准备，迫不得已当立于自卫地位给予必要之还击。敝方各军仅为抗日之目的而斗争，深愿与贵军缔结同盟，携手前进。蒋[3]校长现已大有觉悟，甚为佩服。吾辈师生同学之间倘能尽弃前嫌，恢复国共两党之统一战线，共向我全民族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决一死战，卫国卫民复仇雪耻，当在今日。吾兄高瞻远瞩，素为弟所钦敬，虽多年敌对，不难一旦言欢。兹特遣使携函征求吾兄高见，倘蒙惠予采纳，即乞停止贵方军事行动，静候敝党中央与蒋校长及贵党中央之谈判。如承派员驾临，敝部自当竭诚欢迎。时危祸急，率尔进言，叨在同门，知不认为唐突也。专此。顺叩戎绥!
学弟 徐向前 手上
十月十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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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徐向前（一九○一――一九九○），山西五台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
[2]胡宗南，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见本卷第450页注[2]。
[3]蒋，指蒋介石，曾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2]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3]，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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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张学良，字汉卿。见本卷第371页注[10]。
[2]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
[3]见本卷第446－448页。
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唤起民众，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与国家，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的。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矢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
(乙)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
(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供给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进行对日抗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奸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并承认以后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之人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民主国会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的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的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四、双方共同承认，为完善地执行本协定起见，两党中央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
五、双方互相承认，两党应忠实地执行本协定所规定之一切原则与事项，但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
六、在本协定的原则下，双方得订立皇家永利许多个别问题之协定。
七、本协定在双方代表签字互换后发生效力。
八、本协定之修改须得双方之同意。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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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起草的准备由周恩来带去在同国民党谈判时提出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这个协定草案后来没有签订。
孑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2]，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伧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霁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潇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锷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夙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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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任上海分部主盟员。一九一七年一月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一九二八年起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
[2]见本卷第424―433页。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1]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付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2]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3]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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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2]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3]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见本卷第421页注[1]。李石曾（一八八一――一九七三），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见本卷第445页注[1]。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朱张任[1]同志
甲、来电收到。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2]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乙、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三月南京有人来接洽。我们提出一般的条件再往南京。六月、八月南京又有两次来件。八月上旬政治局讨论了对南京的方针，大体见以前给你们的电报。然而我们的估计还是不足的，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目前我们的联络代表又已出去向南京接洽，双方正式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问题，依情势看有成就之希望。在南京方面不单是我们问题，还有联俄问题。依南京发表蒋廷黻为驻苏大使看来，联俄问题也有成就之望。我们现已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3]，这是我们新的宣言，包括了民主共和国、民主国会与民主政府等新的内容。国际对中国党的政治指示已到，政治局讨论之后即可告知你们。
丙、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向毛、王[4]等部派出人员进行接洽，仅在我们必要占领的地方遇到他们的反对才与之作战，但同时进行宣传与接洽。希望你们依据这个方针，把自己的宣传工作改造一下。
丁、对张学良[5]任何部分都不要取真正攻击态度，应向他的师、团、营长写信，向士兵作普遍宣传。在我们与南京谈判没有成就以前，张学良指挥下的西北各部，包括东北军在内，都还不能停止对我们的敌对行为。东北军之何、于[6]两部受我们影响尚少，何与蒋有联系，张不能以联红事告他，你们更要加紧工作。
戊、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把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
己、德怀[7]在前线指挥野战军，育英[8]在环县进行东北军工作，我们在保安。
洛、恩、博、泽[9]
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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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朱，指朱德。张，指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委员。任，指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
[2]邓发（一九○六――一九四六），广东云浮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4]毛，指毛炳文（一八九一――一九七○），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军长。王，指王均（一八九一――一九三六），云南呈贡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5]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
[6]何，指何柱国（一八九七――一九八五），广西容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骑兵军军长。于，指于学忠，见本卷第371页注[11]。
[7]德怀，即彭德怀，当时任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8]育英，即林育英（一八九七――一九四二），又名张浩，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曾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回国到达陕北。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六年一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林育英参加政治局的工作。
[9]洛、恩、博、泽，指洛甫（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毛泽东，他们当时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鼎方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2]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3]。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贼险狠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匆此布臆。
敬颂公祺
毛泽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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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王以哲（一八九六――一九三七），字鼎方，吉林宾县（今属黑龙江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2]指两广事变。一九三六年六月，广东地方实力派首领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出通电，组织西南联军，并出兵企图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七月陈济棠因部下为蒋介石收买而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妥协。
[3]指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
涿州之战[2]，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3]向绥进迫，德王[4]不啻溥仪[5]，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勋棋
毛泽东 拜启
八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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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这时他正指挥部队抗击日本侵略军和伪蒙军对绥远（现属内蒙古自治区）的进攻。
[2]涿州之战，指一九二七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一月晋军傅作义部和奉系军阀部队之间在河北涿州进行的攻守战。在奉军的猛烈围攻下，傅部孤军坚守涿州城三个月。
[3]李守信（一八九二――一九七○），内蒙古赤峰市人。当时任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卓什海，即卓特巴扎普（一八七三――？），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
[4]德王，见本书第419页注[4]。
[5]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一九○六――一九六七），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后退位。一九三二年任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执政，一九三四年改称“满洲帝国”皇帝。
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2]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弟等频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外对内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
先生邦国闻人，时有抗日绪论，甚佩甚佩!深望竿头更进，起为首倡，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一九二七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实行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则非惟救国，亦以自救。寇深祸亟，情切嘤鸣，风雨同舟，愿闻明教。匆此布臆，不尽欲言!顺颂公绥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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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人，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2]董健吾（一八九二――一九七○），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在上海等地从事秘密工作。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2]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3]甚急，德王[4]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5]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6]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7]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专此。即请勋祺
弟 毛泽东 拜启
八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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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宋哲元，字明轩。见本卷第384页注[1]。
[2]刘子青，当时是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
[3]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
[4]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一九○二一九六六），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蒙古王公。一九三六年五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5]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皇家永利“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北平设立的政权机构。宋哲元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6]张金吾，即张经武（一九○六――一九七一），湖南酃县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华北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7]鲁韩，指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绥傅，指当时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晋阎，指当时国民党政府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2]，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3]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4]，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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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杨虎城，即杨虎臣。见本册第371页注[13]。
[2]绥远，见本卷第371页注[16]。
[3]张文彬（一九一○――一九四四），湖南平江人。当时是红军准备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
[4]肤，指肤施，即延安。洛，指洛川。
给高桂滋[1]的信
(一九三六年夏)
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续续涌出于炎黄华胃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2])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袜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儒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专此。
顺颂勋祺
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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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高桂滋（一八九一――一九五九），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
[2]井岳秀（一八七九――一九三六），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斯诺问:能否请你解释一下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它对国民党政府态度的改变。
毛泽东答:有三个主要因素使我们决定最近的宣言[10]中所公布的政策。
首先是日本侵略的严重性，它日益加剧，造成那么大的威胁，以致所有的中国军队必须在它面前团结起来。除了共产党以外，我们当然承认中国其他党派和军队的存在，而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如果不合作，我们现有的力量要进行抗日战争是不够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其结果是对抗日运动不利的。
第二，从去年(一九三五年)八月以来，共产党通过发表宣言，一直在呼吁全中国各党派团结抗日，对于这个纲领，人民群众的反应是赞同的。今天，中国人民和许多爱国官员，都热切盼望两党为了民族救亡的目标团结起来。他们热切希望结束内战。这一点不实现，抗日运动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
第三，即使在国民党内部，现在也有许多爱国人士赞成和共产党重新联合。今天，即使在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内部，也有某些抗日分子鉴于民族的危急存亡，准备实行联合。
以上这些就是当前中国形势的主要特点。由于有这些特点，我们必须重新仔细地考虑能够使民族解放运动的这种合作成为可能的具体方案。事实上，这种方案已经在我们最近和国民党的谈判中提出来了。我们所坚持的团结的基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个原则，我们认为必须建立民主共和国，建立国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务应该是:一、抵抗外国侵略者，二、给广大人民以民主权利，三、加速发展国民经济。
这样一个纲领符合当前人民的意愿，并将得到人民的一致拥护，苏维埃政府赞成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人民民主政府的理由也即在此。
我们将支持成立一个有国会的代议制政府，一个抗日救亡的政府――一个保护和支持一切人民爱国力量的政府。如果这样一个共和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将成为它的一部分。我们的地区将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采取同样的措施以建立民主的代议制政府。
问:这是不是说，这样一个政府的法律在苏区也同样有效?
答:是的。
问:这是不是说，苏区的现行法律，特别是有关土地问题的法律，将被废除?
答:如果同南京政府建立了统一战线，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当然，我们知道日本与中国的亲日派会强烈地反对这个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是和他们的利益直接冲突的。但是中国人民将会欢迎这个纲领，我们相信他们将进行斗争以促其实现。每一个有良心的人一定会看到，如果不这样做，就要被日本帝国主义征服，中国就要灭亡。
我们知道，一部分国民党人已在反对进一步向日本人屈服。正如在我们自己的工人和农民中一样，在广大人民中，在各阶层中，在军人、科学家、学生、商人、警察和自由职业者中，已经出现了有组织的抗日爱国团体，我们衷心希望同这些团体携手合作。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组成一个联合的力量去压倒亲日派的影响。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会帮助恢复并再次实现孙中山在大革命时代实行的基本原则，即(一)联合苏联与一切平等待我的国家，(二)联合中国共产党，(三)保护中国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我们希望这些人士将能帮助实现孙中山的遗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如果这样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发展起来，我们准备同它合作，给予支持，并同它组成一条反帝统一战线，就像一九二四――二七年存在过的统一战线那样。我们深信这是救国的唯一途径。如果这样的纲领实现了，我们是不必惧怕日本的。日本帝国主义是无法打败真正团结、武装和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的。
不过，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打算组成它自己的反共战线。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实际上是一条灭亡中国的战线。我们要建立一条民族解放战线，它的成功将意味着抗日斗争的胜利，这个胜利，归根到底，也就是世界和平的胜利。因为只有获得这样的胜利，中国人民才能和世界上所有的自由人民并肩前进。
问:你所说的“代议制”政府的确切涵义是什么?例如，在选举权方面，你将坚持什么样的最低条件呢?
答:选举权应该是普遍的，不受财产、社会地位、教育程度和性别的限制。
问:如果南京接受这样的纲领，红军将同意改变它的名称，并服从南京的上级命令吗?
答:我们承认，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全国军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但是我们也认为军事委员会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战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些国民党分子也在谈什么“统一”，但是却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运动。实际上很清楚，没有真正的反帝斗争就没有国家的统一。
至于红军换不换名称，要视重新联合的情况而定。
问:这一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承认，必须首先实现民族解放，然后才能完成阶级革命?
答:在现阶段，必须将反帝运动进行到底，这是共产党目前的而且也是历来一贯的原则。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抗日民族斗争并不是什么新的论点。同时，正如我们所已经指出的，我们相信，只有同时实现被压迫农民的解放和孙中山的第三条原则即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抗日运动才能有效地开展。
问: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否意味着共产党愿意放弃，或者无限期地推迟执行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重新分给贫穷、无地的农民的政策?
答:这也要取决于抗日运动的发展。不过，我们深信，如果不减轻农民的负担，抗日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土地革命，正如你知道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并不反对目前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这一原则是符合国内一切民主人士的要求的，我们衷心支持它。
问:在这个基础上实现的统一战线，是不是实际上意味着立即向日本宣战?
答:是的。很可能是今天宣布联合，明天就会爆发战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出版的《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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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斯诺（一九○五――一九七二），美国著名进步记者和作家。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到达陕北保安，是访问中国共产党领导区域的第一位外国记者。在苏区停留近四个月，毛泽东多次接受他的采访。本篇收入的是毛泽东同他的三次谈话，分别刊载在美国《美亚》杂志和上海《密勒氏评论报》。
[2]暹罗，泰国的旧称。
[3]荷属东印度，即今印度尼西亚。
[4]一九三五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六月九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在华北的代表何应钦提出“觉书”，限三日答复。何应钦经与日方秘密会商后，于七月六日正式复函梅津美治郎，接受日方的要求，出卖了华北的大量主权，通常称为“何梅协定”。
[5]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上海一带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等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派代表和日本谈判，于五月五日签订停战协定，并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地区驻军，而日本则可以在许多地区驻军。这个协定称上海停战协定，即淞沪停战协定。
[6]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侵略军于占领热河省后，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及驻守长城沿线的其他军队进行抵抗。五月三十一日，国民党政府派熊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冈村宁茨在塘沽签订停战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及热河的事实，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便利了日本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这个协定称塘沽协定。
[7]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
[8]威尔斯（一八六六――一九四六），英国作家。早期写过一些科学幻想小说，如《时间机器》、《星际大战》、《月球上的第一批人》。后来又发表长篇小说，并著有《世界史纲》等。
[9]见斯大林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和美国“斯克里浦斯―霍华德报系”报业联合公司总经理罗易·霍华德先生的谈话》。斯大林说：“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在其他国家也要产生。但是只有当这些国家的革命者觉得可能或者需要的时候，革命才能产生。输出革命，这是胡说。”（《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73页）
[10]指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本卷第424―433页。
斯诺问:如果日本被打败，并被赶出中国，你是否认为外国帝国主义这个主要大体上在中国得到了解决?
毛泽东答:是的。如果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那样行动，如果中国打败了日本，这将意味着中国人民大众已经觉醒了，已经动员起来，并已取得了独立。因此，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得到解决了。
问:中国苏维埃政府发表了许多呼吁和宣言，主张建立一个由各党各派和各方面的军队等等组成的统一战线，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誓死斗争，把日本军队从中国赶出去。它是否相信中国目前能单独打败日本――也就是说，在没有任何外国支援的条件下打败日本?
答:让我先提醒你，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不是孤立的国家，东方的和平与战争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日本有它潜在的盟国――例如德国与意大利。中国想要成功地反对日本，也必须争取别国的支援。但是，这并非说，没有外援，中国就无法和日本进行战争。也不是说，我们必须等到有了同外国的联盟才能开始抗日。
中国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潜力，这些力量，在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期是能够组织起来投到强大的抗日战线上去的。在一九二七年以来反革命发动的长期内战中，中国人民早已对这股力量有了很多认识，并且找到了一个依靠共产党来领导它斗争的好办法。中国人民大众在其长期的政治经验中，已经掌握了反对敌人的非常有效的武器。
今天，特别是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来，卖国贼的欺骗宣传已经破产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会上他们的当了。人民群众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是谁代表他们的真正利益，连某些国民党员都已经参加或是打算参加抗日运动了。
我们深信，中国人民是不会向日本帝国主义屈服的。我们深信他们会把他们的巨大潜力动员起来，投到抗日的战场上去的，他们会全力以赴地去对付侵略者的挑战。在这场斗争中，最后胜利必定属于中国人民。如果中国单独作战，相对地说，牺牲就会大些，战争的时间也会拖得长些，因为日本是一个充分武装的强国，而且还会有它的盟国。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以最小的代价赢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中国必须首先实现国内的统一战线，其次还必须努力把这条统一战线推广到包括所有与太平洋地区和平有利害关系的国家。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而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如果发生中日战争，你认为日本会发生革命吗?
答:日本人民的革命，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肯定的。它是不可避免的。
问:你认为苏俄与外蒙会卷入这场战争并支援中国吗?在什么情况之下会这样?
答:当然，苏联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对远东的事态漠不关心，采取消极的态度。它会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把中国变成进攻苏联的战略基地呢，还是会帮助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赢得独立，与苏联人民建立友好的关系呢?我们认为苏联是会选择后一条道路的。
一旦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政府，开始抗战，并且愿意与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建立友好同盟，我们相信，苏联将会站在与我们握手的国家的前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性的任务，作为世界一部分的苏联和英美一样，是无法继续保持中立的。
问:中国的迫切任务是从日本手中收复所有的失地呢，还是仅仅把日本从华北与长城以内的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答:中国的迫切任务是收复所有失地，而不仅仅是保卫我们在长城以内的主权。这就是说，东北必须收复。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至于内蒙，那是汉族与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区，我们要努力把日本从内蒙赶出去，帮助内蒙建立自治。当我们光复中国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锁，我们将对他们的独立斗争提供热情的援助。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在实际行动中，共产党政府和红军怎么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呢?就是说，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必须将所有的中国军队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如果红军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享有代表权，红军同意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吗?
答:是的。只要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衷心服从它的决定。
问:红军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队开进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也不调动它的部队指向这些地区?
答:是的。我们当然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红军是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的。
问:作为这种合作的报答，共产党会提出什么要求呢?
答:共产党会坚持要求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此外，它还会要求实施我们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防政府的呼吁中所提出的主张。
问:为了进行抗日战争，红军需要多大的基地，需要外界的多少支援?
答:不论基地大小，红军都能进行战争。但是，基地越大，它能动员的抗日力量自然也就越强大。如果我们有三四个省，我们就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还要大、还更有效率的抗日队伍投入到战争中去。至于外援，我们非常需要，而且越多越好，但是即使没有任何外援，我们也能对付得很好。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进行了十年的革命斗争了。
问:怎样才能最好地武装、组织和训练人民，使他们参加到这样一场战争中来呢?
答:人民必须享有组织与武装自己的权利。在北平、上海和其他地方，尽管有严厉的镇压，学生们已经开始组织起来，并使自己在政治上有了准备。但学生与革命的抗日群众仍然没有自由，不能得到动员、训练和武装。如果情况与此相反，人民群众能享有经济、社会与政治的自由，那末他们的力量将能成百倍地增长，国家的真正力量将显示出来。
红军通过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中赢得了自由，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抗日义勇军从日本压迫者手中赢得了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武装了自己。如果中国人民都得到训练、武装和组织，他们也同样能成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军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使得与我们并无冲突的日本无产阶级出身的士兵站起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法西斯压迫者。我们的口号将是:“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压迫者法西斯头子”。反法西斯的日本军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彼此的目的是一致的。
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外交问题
(一九三六年七月、九月)
外交问题
(七月十五日)
斯诺问:苏维埃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是什么?
毛泽东答:在讨论政策问题时，我必须请你经常记住，中国人民今天面对的根本问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对外政策肯定受到这一斗争的制约。日本军阀想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奴隶。反对日本侵略，反对日本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斗争――这些主要任务是我们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不能忘掉的。
日本侵略不仅威胁中国，而且也威胁世界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和平。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同时也是要求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敌人，特别是和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苏等国的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不仅指向中国，而且也指向这些国家。
这样，日本的侵略就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应由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来对付的问题。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因此要同各国、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
我们期望于外国的是什么呢?我们至少期望各友好国家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至少采取中立的立场。我们希望它们积极援助中国抵抗侵略和征服。
问:苏维埃政府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
答:皇家永利帝国主义问题，一般说来，我们看到列强中有的表示不愿参加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有的不愿看到日本占领中国，像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和比利时这些国家。其次是一些长期处于侵略成性的强国威胁之下的国家和较小的民族、自治领、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罗[2]、菲律宾、中美各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3]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日本威胁。我们把它们看作自己的朋友，请它们同我们合作。至于奉行和平方针、无意于征服或剥削任何国家的苏联，自然是我们的好朋友。
因此，除了日本以及那些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反战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组成一个反侵略、反战、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
上述各种类型的国家中，凡是愿意参加这个共同战线的，都将作为友好国家受到我们的欢迎，不管它在促使这条共同战线成为反对侵略者的有效武器方面能作出多大贡献。
只有当南京决心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并同人民革命联合起来组织民主的国防政府时，只有到那时，这种援助才能对中华民族真正有益。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体现:(1)向中国抗日力量提供信贷和借款，出售军需品和飞机；或(2)在抗战实际开始时对日本进行封锁。如果美国和英国能够提供这样的援助，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和英国人民之间将会建立起最牢固的友谊和同情。
问:苏维埃政府是否承认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如果承认，是哪些条约?
答:日本人事实上已在破坏这些条约。他们通过对东北的军事占领，在华北走私，以及各种非法活动，正在逐步破坏这些条约。尤其在东北，我们可以看到各国丧失其条约地位，正常的商务和外贸正在被日本破坏。因此，如果其他国家想同中国保持和平的通商关系，就必须制止日本，因为它们目前尚保有的贸易权利主要是受到了日本的威胁。
别国政府可能要问:“你们对于我们同以前的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采取什么态度?”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明确的。什么更为迫切?是修改条约，还是民族救亡?显然，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抗日，因此苏维埃政府和中国人民将把主要力量集中在这个任务上。
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假如苏维埃政府打败日本，收复中国失去的省份，重新建立中国的主权，到那时它对类如治外法权这样的问题将采取什么态度?”
对此我们可以回答说:到那时候，如果有一个中国人民政府而苏维埃是其一部分的话，我们将力主根据这些国家战时的表现来制订政策。那些曾在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战争中给予援助或未曾反华的国家可以享有同中国亲密友好和互利的关系。积极协助过日本的那些国家当然不会得到同样的待遇，例如，已同伪满洲国建立特殊关系的德国，就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同中国人民友好的国家。
如果中国真正赢得了独立，外国人在中国的合法贸易利益将会有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能力不仅仅是中国人才会对它关心的事情，而且能吸引许多国家。我国几亿人民一旦真正得到解放，他们巨大的生产潜力一旦被解放出来，并被用于各个领域的创造性活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水平。但是，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过去几乎连动都没有动，相反地，却受到了压制―一受到本国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制。
在我们赢得独立之后，中国将同友好国家商订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条约。对于日本，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办法，武装抵抗的办法。但是同其他国家，中国准备进行规模比现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同它们建立这样的关系。至于日本，中国必须通过解放战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取消日本在我国的一切特权、租界和政治势力―一包括像何梅协定[4]、上海停战协定[5]、塘沽协定[6]、各种反共公约等等为全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条约”。
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我们共产党人不赞成任何可能使中国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国际地位的步骤。
问:你们的政府是否承认外国在中国的财产权，也就是说是否承认现有的外国投资?如不全部承认，那末哪些类别的外国投资将得到承认，在什么情况下外国商人能够在中国经营?
答:苏维埃政府欢迎外国资本的投资。中国过去未能利用外国资本使中国人真正得到好处，外国资本给群众带来很少好处，或者根本没有好处。只有在中国取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之后，才有可能把大量外资用于大规模地发展生产事业；也只有自由的中国，由于生产性经济的广泛发展，才能够偿还这种外国投资的本金和利息。
合法的外债将得到承认。凡是为建设目的和用于建设的外债，我们都将认为是合法的。我们将不承认任何“政治借款”，也不承认任何用于打内战、打红军或其用途违背整个中国人民利益的借款。我们将承认用于建设铁路、电讯、无线电、航空线，发展工业或农业，救济灾荒等等的借款。
问:皇家永利(甲)外国政治权利和(乙)外国投资，苏维埃政府的政策同国民党的政策有什么基本不同?
答:国民党将其外债主要用于进行军阀内战或打红军，或者把钱浪费在其他愚蠢的行动上。它的借款给中国的政治主权造成更大的损失。人民政府如果建立起来，外国借款和外国投资应就只能被用来发展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基本生产能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基础工业和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和农业组织。同南京的政策相反，对影响中国独立政治权利的外国投资，一概不予承认。
问:苏维埃对外国传教士的新政策是否意味着将承认他们的财产权?他们是否将继续享有传教、教书、拥有土地、办学校和其他事业的权利?
答:是的。但这不包括日本传教士。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美国政府和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认为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形势注定美国政府要对中国和日本的未来起非常积极的作用。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这是他们目前能帮助中国的最好办法。许多美国人民自己组织起来，成立“中国人民之友”、“太平洋关系学会”、“泛太平洋协会”、“中国学会”等等，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感情，证明了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真正同情。我们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对“中国人民之友”的慷慨援助和支持特别表示感谢。
但是也有一些目光短浅的美国政治家以为中国的灭亡与他们无关。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这是一种对于实际情况的错误认识，实际情况是美国的东方利益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紧密连结在一起。这些人提倡孤立政策。但是随着历史面貌的进一步暴露，我们相信他们会放弃“孤立主义”政策，美国将觉悟到它在太平洋的真正责任是同直接威胁美国理想和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
问:苏维埃政府目前对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的希望是什么?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怎样才能最好地帮助中国人民?
答:我们对英国人民的态度同对美国人民的态度差不多。英国人民中也有类似“中国人民之友”的社团。我们尊敬并欢迎这种真正同情中国人民的英国朋友。
十分清楚，英国政治家中有一派过去采取了错误的政策。英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实际上使得日本占领中国领土成为可能，即使它在事实上没有鼓励日本这样做。英国政府似乎要采取新的策略，但看来它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在世界的这一部分贯彻它的信念。英国如继续动摇并像过去那样采取观望政策，如继续乞求日本的“合作”，那将对英国毫无好处。日本帝国主义的面目已经一清二楚。对英国来说，它不是一张友善的面孔，而是破坏的形象。
问:很多人认为中国如果苏维埃化，苏维埃中国将受到苏联的支配，其内外政策将置于“莫斯科控制”之下。
答:大家都知道，法西斯宣传中包含的真实性是如此之微小，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当墨索里尼要征服阿比西尼亚[7]时，他宣称他在解放非洲的奴隶。当希特勒在欧洲发动侵略时，他对德国人民说光荣胜于面包，对欧洲人民则说他是一个和平爱好者。日本军阀在吞并东北时也说，他们是在解放中国人民。
现在，如你所说，法西斯分子正在叫嚣“莫斯科控制中国”。如果这一切都属实，那末造一条铁路通往火星并向威尔斯(H.G.Wells)[8]先生买一张火车票也就全都可能了。
不管法西斯宣传多么愚蠢，少数人还是受了骗。因此有必要指出其根本的虚假性。由于中国现在谋求同苏联订立一个条约，法西斯分子就断言俄国企图“收买”中国。如果这样，那法国早已是莫斯科的一块殖民地了――欧洲其他几个同苏联签订条约的国家也都如此了。
事实上，法西斯分子的这个“逻辑”表明了他们自己要建立世界帝国的欲望――就像日本在东北和华北的行动，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等等。他们不能设想两国人民之间除了一个要吞掉另一个之外还有任何其他接触的基础。希特勒在欧洲某些部分的行动，日本在东亚的行动，意大利在非洲和西班牙的行动――其中的每一个行动，可以说都不仅是法西斯控制的威胁而且是确确实实的“法西斯控制”。但在这些地区和世界任何其他地方，我们都没有看到“莫斯科控制”的任何迹象。
可是，历史的发展毕竟将是另外一个样子。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能够把俄国人民当作真正的兄弟来欢迎，正如他们能把其他国家的自由人民当作同自己真正平等的人，来欢迎一样。中国人民不仅同苏联，而且将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建立友好关系，并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企图阻止历史前进的法西斯国家。
日本人现在叫嚷凡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就是共产党。但全体中国人民，除极少数卖国贼之外，都坚定不移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中国人民看来，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抗日，意味着民族解放斗争，那末大多数中国人民就不怕这样的共产主义，只有在汉奸卖国贼的恶梦里才存在所谓的“赤色威胁”。相反，全民族迫切需要这样的共产主义，正如饥饿的人需要大米一样。
假如你认为共产主义对中国人民是个“威胁”，你就去找一位日本将领，问问他的意见。他将告诉你，共产主义在中国意味着民族解放运动、自由和民族主权，这正是他所以要求同南京缔结条约来反对它的原因。但是，如果共产主义意味着这个，中国人民所要的就正是这个。中国人民不怕这样的运动，因为这恰恰是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将高呼:“解放了的中国人民万岁!一个自由、团结、自主和完整的中国万岁!”
斯大林在同一个美国记者的一次谈话中说:“革命不能输出。”[9]同样正确的是，革命也不能输入。中国人民为了生存，自然要采用反对日本的最好办法。
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或在苏联的宪法中，我们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这样的事在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中当然也从未讨论过。但是，我们不用到远处去找，就在我们的邻国法西斯日本，就能看到对中国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十分具体的计划。
我们从历史事实中可以知道，苏联以完全平等和真诚的态度帮助一切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我们知道，它不企图从任何其他国家取得一寸领土或一个人。
问: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张同外国组成一个反帝、反法西斯联盟，中国是否可能同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这样的联盟?
答:反法西斯联盟的性质是和平联盟，是为了共同抵抗那些发动战争的国家。中国若与苏联缔结条约，那必然是因为法西斯日本既是中国也是苏联的敌人。“共同保卫和平”是现有法苏条约的根本基础。它也可以成为类似的太平洋各国抗日条约的基础。
中国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反法西斯条约是完全可能和合乎需要的。参加反法西斯战线以实行自卫，是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的。
摆在各国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将完全殖民地化，还是抵抗侵略者并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后一种情况下，外国与中国合作的机会将非常之多，因为中国将获得自由，中国人民将成为独立的人民，有独立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组织。这样的中国将永远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有益的力量，将是正义事业和世界文化发展的同盟军，任何国家都不能对这样一个中国的影响漠然置之。
但是，如果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太平洋的未来就真是一片黑暗了。这将不仅意味着中国独立的毁灭，也将意味着太平洋沿岸各国人民和文化遭到毁灭的威胁，将是一长串可怕的、愚蠢的战争的开始。
必须作出抉择。中国人民自己将走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道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将同我们一起在这条道路上迈进，而不要走帝国主义血腥历史铺设的黑暗小道。
因而，在这个基础上，你听到我们苏维埃中国的人民在高呼:“各国人民联合起来!抵抗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侵略和压迫!”
我们相信这种联合实际上可以实现，因为我们找不到正当的理由认为它不符合太平洋地区一切真诚要求和平和互相友好的文明人类的心愿。
百川先生：
敝军西渡，表示停止内战，促致贵部及蒋氏的觉悟，达到共同抗日之目的。微日通电[2]或恐未达，抄上一份，托郭团长[3]带回，即祈审览。
救国大计，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集事。敝军抗日被阻，然此志如昨，千回百折，非达目的不止，亦料先生等终有觉悟的一日。侧闻蒋氏迫先生日甚，强制晋军二度入陕，而以其中央军监视其后，是蒋氏迄无悔祸之心，汉奸卖国贼无与为匹，三晋军民必有同慨。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中国人民之公敌。
郭团长及贵军官兵一律优待，同属国人，胜之不武，敝方绝无骄矜之心，武器弹药，楚失楚得，谅先生及贵军领袖亦当不致有所芥蒂也。今遣郭团长返晋，面致手书，如有所教，乞令郭君再来，以便沟通两方，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吉县县长暂留此间[4]，稍缓亦当令其返晋。国难日亟，谅三晋贤者决难坐视也。
专此。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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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阎锡山，字百川，见本卷第371页注[14]。
[2]指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见本卷第385―386页。
[3]指郭登瀛。原是阎锡山部第六十六师第三九二团团长，一九三六年春红军东征中被俘。
[4]参见本书卷第475－476页《给阎锡山的信》。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1]氏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臣[2]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甘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中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根据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六日《红色中华》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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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阎锡山，见本卷第371页注[14]。
[2]张学良，见本卷第371页注[10]。杨虎臣，即杨虎城，见本卷第371页注[13]。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为布告事:照得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无人制止。蒋介石、阎锡山、宋哲元[1]，奴颜婢膝，媚外成性。全国丧亡，迫在眼前。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爱国运动，保护革命人民，保护工农利益，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地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地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我中华最大敌人为日本帝国主义，凡属食毛践土之伦，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国既丧亡，身于何有?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其有不明大义，媚外残民，甚至抵抗本军者，是自弃于国人，本军当以汉奸卖国贼论罪。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抗日民族战争万岁!自由平等与领土完整的新中国万岁!特此布告。
总司令 彭德怀
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
根据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十六期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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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阎锡山，见本卷第371页注[14]。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山东乐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乙作战指挥上的基本原则
(一)战略防御时:
1.反对单纯防御，执行积极防御。
2.反对先发制人，执行后发制人(一般的)。后发制人，即诱敌深入，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单纯防御路线”(宁都会议[5]及其后)，而是内线作战的正确原则。
(二)战略进攻时:
1.反对机会主义的估计不足，为扩大战果而奋斗(当由战略防御中的反攻转到战略的进攻时，以及在整个战略进攻的过程中，均应为扩大战略上的战果而奋斗)，为夺取先机而奋斗。
2.反对冒险主义:
(1)适可而止，保证已得的胜利(已得胜利是可能丧失的)。
(2)把阵地转到新的方向去，使处在两个大战斗间的红军得着暂时的休息，使苏区得着扩大，并把扩大苏区的任务同创造战场迎接新的战斗的任务联系起来。把两个以上的苏区打成一片和消灭苏区中间及其附近的白色据点(打土围子)，不是所谓“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党报[6])，而是执行了正确的方针。
(3)发展形势中的推进政策，波浪式的发展，有阵地有后方的发展(即是所谓“巩固地发展苏区”，所谓“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反对冒进政策(敌我对比许可时是例外)。
(4)打城市及敌人巩固了的阵地是有条件的，过去反“上山主义”反“东北路线”[7]是错了的(一九三二年)。
(三)一般原则(不论防御时或进攻时):
1.反对只“打”不“走”的拚命主义，又要打，又要走，自然走是为了打的。战争方式的游击性，即没有固定战线，这是由于技术条件落后而决定的中国红军作战的特点，也正是过去军事指导的长处。在这里反“游击主义”是错了的。第五次反“围剿”中企图建立固定战线是失败了。拿这一战线的暂时失利(地方被占)换得别一战线的胜利，这一战线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地方是可以恢复的)。
2.争取这种可能，迅速改变红军的技术条件，使没有固定战线的状态改变为一般有固定战线的状态，运动战还是运动战，但大大减少了游击性。没有这个现代的条件，要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能的，对于改变技术条件的消极是不对的。
3.运动战是基本原则，反对“不让寸土”的保守主义的阵地战，主力红军大踏步进退是不可避免的、需要的。
4.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上一个拳头打人，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消灭战；反对分兵主义，反对两个拳头主义，反对战略上的“全线出击”，反对击溃战(战略的及一般战役的)。
5.战略的持久战，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持久战，反对“拚消耗”。
6.要有充分的休息训练，反对无益的急，学习必要的慢。
7.要有充分的战斗准备。
8.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指挥是容许的、需要的。
9.拿战略方针去指导战役战术方针，把今天联结到明天，把小的联结到大的，把局部联结到全体，反对走一步看一步。
10.军事委员会在军事范围内有完全的权力。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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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的皇家永利军事战略问题决议的前两部分。
[2]这里指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控制的地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国民党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不久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二十二个县，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
[3]绥，指绥远省，见本卷第371页注[16]。察，指察哈尔省，当时的辖区是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4]热，指热河省，一九五五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辽宁和内蒙古自治区。
[5]宁都会议，指中共苏区中央局一九三二年十月在江西宁都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为贯彻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错误地批评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和他反对红军攻打中心城市，认为红军应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会议要求红军在国民党军合围之前主动出击，以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会后，毛泽东被调做政府工作，接着又被撤销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
[6]党报，这里指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该报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三十七、三十八期合刊上发表了《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文。
[7]一九三二年三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总结打赣州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打赣州是错误的，提出红军主力应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根据地的主张，遭到会议多数人的否定。这个主张被要争取所谓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者称为“上山主义”、“东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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