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荣光
共产党成立初期为何遭到各界质疑
当初社会主义理念传到中国的时候，各方争论的焦点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救中国。当时思想界的泰斗级人物梁启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发表了一篇《论社会主义运动》，里面就讲，今日之中国，生产事业一无所有，虽欲交劳动者管理，试问将何物交却？他的意思是说，你搞社会主义，没有社会化的生产，谈不上社会化的管理，搞什么社会主义？搞不成。梁启超的态度很明确，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思想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年多后，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这里不存在成功建立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条件。①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搞不成社会主义。
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那么共产国际代表越飞持什么态度呢？在这篇《孙文越飞宣言》里，越飞完全同意孙中山的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和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两个人都不认为中国存在适合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
孙中山的“不认为”，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则是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越飞的观点，其实是一个矛盾，当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妥协，支持孙中山，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
那还会不会有更深入一些的原因？
有。
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成立的时候，共产国际给予了帮助，越飞实际上就是在完成一种交换。他和他代表的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主要的想法是在中国培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牵制力量，让北洋军阀不能毫无顾忌地反苏。不管支持中共成立，还是支持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在共产国际来看，在苏联来看，都是以苏联的利益为核心，就是让中国革命具有这样的牵制力量。
《孙文越飞宣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面临的最大难处，除了自身的困境，就是苏联共产国际这个最有力的指导者，一直都不看好中国革命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搞成，甚至不相信中国能存在社会主义。1940年，斯大林就曾讲过，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直到1944年，他还对美国特使哈里曼说，中国共产党人，他们对共产主义来说，就像是人造黄油对黄油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正牌的黄油是什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共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结合，所以中共不是真正的黄油，是人造黄油。
可是历史就是这样有规律地发展，无规律地跳动。
在欧洲，马克思、恩格斯当初最看好的是德国革命，而不是俄国革命，结果是俄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
在亚洲，列宁、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国革命，结果中国革命最终获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获得巨大成功。
那么列宁、斯大林当时为什么看好日本革命？因为日本工业最发达，日本工人阶级最成熟，而且日本当时已经传播了大量的革命理论，怎么看日本都比中国强。所以斯大林将日本看做是远东革命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小杯子里的小风暴；没有日本革命，远东革命就是瞎闹，中国革命就没有大希望。
这就是当时的共产国际、革命导师、革命理论泰斗，包括当时的中国理论界，普遍的一个判断。
但是，日本没有发生革命，中国发生了革命，中国搞成了社会主义，这也是世界所预料不到的。
蒋介石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
为什么说真正教会毛泽东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
有这样几个关键的事件：
一个是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
一个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时共产党怎么办？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对蒋介石的忍让实际上是对实力的忍让，对枪杆子的忍让。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不久，我们党的主要负责人总书记陈独秀十分悲痛地说，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是一场幻想，而且变成了他屠杀共产党的代价。这个“他”指的就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自己描述自己“心境苍凉，一时不知道如何是好”，这种无奈，是共产党人对枪杆子的深刻认识，没有枪杆子，在枪杆子威逼面前，除了后退，除了让步，除了缴枪，除了把性命赔上去，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到了党的八七会议，中国共产党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武装斗争的道路。毛泽东在发言里面讲：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就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事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怪，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以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需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关键来源就是他这句话：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剖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客观存在的条件后提出，我们的主观还要加上这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才是构成一个完整形态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最终找到一条“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那么工农为什么能武装割据？因为白色政权之间的斗争。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那么怎么样实现农村包围城市？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蒋介石从反面教会了共产党人认识枪杆子，他使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工农武装。
我们的政权不仅需要主义，需要人民群众的拥护，需要对中国社会特质的了解，我们还需要武装起来，就像斯大林曾经有过一段描述：“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这是一系列历史人物对中国革命的破解，其中毛泽东同志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至关重要。
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
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周恩来与毛泽东改变中国命运的谈话
我们上节讲到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写了封信，他要留下来坚持在苏区斗争，欢迎中央再回来。当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非常年轻，大约28岁，看见这封信以后不知道怎么办，便拿着这封信直接去找周恩来，他说：“老毛提出不走，你看怎么办？”周恩来迅速看完这封信，跟博古讲了一句话：“我去找他谈。”
周恩来同志当天骑着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了毛泽东同志的住地找他谈话，核心就是劝毛泽东同志跟着走。那个谈话进行了一晚上，那天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之间谈了些什么，谁都不知道。
当天警卫回忆当夜雨下得很大，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流到斗笠上，斗笠湿了，从斗笠流到蓑衣上，蓑衣湿了，蓑衣的雨水流到绑腿上，绑腿湿了，鞋子湿了。
领导人在里面的谈话迟迟谈不完。他们开门进去给领导倒水，门一开，两位领导同志一句话都不说了，就看着他们，等他们倒完水退出去，门关好了才又开始说。所以警卫也没有听见这两位领导同志在里面谈了什么。
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同志骑马返回瑞金，见到博古同志，就讲了一句话：“他同意跟着走了。”
我觉得这句话虽然非常简单，却意义极其重大，是改变中国命运的一句话。我们可以设想，毛泽东同志如果不跟着走，在苏区能保证他的安全吗？而如果毛泽东同志不走，那我们的长征是什么样的长征？红军能不能从困境中走出来？我们的结局又将如何？
恩格斯讲过一句话：“历史的必然通过大量的历史偶然去实现。”不是说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它就是必然会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会经过许多路口，需要跨过许多急流险滩。
我们从这个问题上看周恩来，他不是对党和军队的命运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吗？而且像这样的事情周恩来终生对任何人都没有讲过。
周恩来晚年病重的时候，叶剑英元帅当时就认定：周总理肚子里要说的话很多，你们身边工作人员一定要随时准备好笔，把他说过的话一一都记录下来，哪怕在昏迷中说的话也要把它记下来。周恩来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确实按着叶帅的要求准备好了纸笔，要把周恩来说的任何话都记下来。
结果一直到周恩来去世，警卫也好，护士也好，他们准备的笔都没动过，纸还是一张白纸，一个字都没有记录。周恩来同志一辈子都是这样以组织为核心，以组织的生命为核心，以组织的利益为核心。
他完全牺牲了自己。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讲周恩来同志的贡献，但一直都讲得不够。
周恩来同志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称赞他。但也不光是称赞，诋毁周恩来的话也有，像周恩来同志的“世故主义”，周恩来同志如何如何“不讲原则”，周恩来如何“和稀泥”，这方面讲的人也很多。
我觉得不管是称颂的或者是诋毁他的人，都没有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关头，周恩来同志作出的关键性贡献。当时的党中央不知道少了毛泽东的长征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当时的毛泽东同样也不知道自己留下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所谓的历史真实，不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安排好了的，我们走到这就是遵义会议，走到这就是延安，走到这就是天安门，没有这样的安排。全是什么？全是人的努力、奋斗、牺牲。
共产党一步一步这么走过来，在这其中周恩来表现了极大的历史自觉。他通过组织，通过协调，把党的力量最大可能地凝聚在一起，把一个散射的手电筒的光芒变成一束激光。
组织协调工作当然不光是周恩来同志一个人做的，但是周恩来同志是党内最杰出的组织协调工作者。这点，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在长征之前那个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谈话，它的结果决定中国革命命运。
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无间，不是说他们互相之间一点儿疙瘩都没有，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比如说毛泽东和朱德，朱毛会师之后，在皇家永利领导权的问题上，在有关红四军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两个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把毛泽东同志选下去了。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后来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朱德又成为军委的代书记。当时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朱德把毛泽东取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替代了。
在我们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的时候，有些争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避讳的。比如说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在我们党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初红军内部发生比较激烈争论的时候，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也就30出头。大家当时都是在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的这种激情和见识不一定完全一样。虽然革命必然成功这个目标和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思想、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形势认识也不一样，这种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在那个为了理想流血牺牲的年代，领导层中间、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但并不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地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这仿佛又是历史巧合。
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思想，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既为党提供思想又为党提供意志。这种结合无法取代，无人取代。这就像什么？普列汉诺夫讲过一个问题，什么叫发起人？就是成为历史上一个重大运动的发起人。
普列汉诺夫说，只有伟人才能成为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一些。
但是所有伟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会犯普通人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又是不普通的，为什么他们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汉诺夫说的这句话，因为他们的见识比别人要远些，他们的愿望比别人强烈一些。
面对中国革命不断出现的挫折困境，面对中国共产党成长路上的艰难险阻，甚至还要面对内部的争论不休和复杂矛盾，不少人都退缩了。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继续地追求。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万幸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形成是“万幸”，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大不幸。
蒋介石的大不幸是与毛泽东同时代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取得最终成功，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蒋介石能在一个时期之内所向无敌，形式上统一全中国，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他们都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成与败，幸与不幸，都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蒋介石样样会使，而且每一样都烂熟于心，有硬的，有软的，有正面作战的，有暗地收服的。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如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兵力比他多的人，实力比他强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后都没有搞过他，一个一个在他面前倒下。
为什么？
1930年，蒋、冯、阎大战。阎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
一曰与党为敌；
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阎锡山所言极是。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辟、更为深刻的了。
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
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
就客观因素来讲，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
从主观因素来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
这就是原因。
阎锡山忽略了蒋介石这个人本身。
1906年，不满20岁的蒋介石进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停片刻该医官又说，“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块击飞，大声反问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也像5000万微生虫寄生在八分之一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准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唯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
1908年，刚20岁出头的蒋介石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3年前病死狱中。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寢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
1912年，已经24岁的蒋介石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当时沙俄引诱外蒙古独立，蒋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
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强的精神气质。
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相当的能量，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样一个集团和这样一支队伍，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属于蒋介石这个人了，没有人能弄过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的大不幸在于他和毛泽东处在同一个时代。
剿灭共产党，是蒋介石一生追求的目标。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只差了两个星期，不然就可以把红军全部消灭了。当然，这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到了解放战争的时候，蒋介石说3个月就可以消灭关内关外的所有共产党部队。最后他被赶到台湾去了。就是在台湾，他还搞“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的反攻大陆计划。蒋介石一辈子就想战胜共产党，一辈子没搞成，最后败了，就败在毛泽东手下。
为何而败？是败于主义，还是败于枪杆？是败于对历史的把握，还是败于对未来的规划？蒋介石也许终生不解。美国作家布莱恩·克洛泽在The Man Who Lost China中把蒋介石一生归为运气，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蒋介石一辈子生活在扑灭燎原烈火的梦境之中。要说“运气”，那么蒋之大不幸，在于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生活在同时代。
当然，共产党人在一段时期内被他追杀、被他围剿，有很多人被他收买，叛变。好几个时期，蒋认为共产党已经不是他的对手了，不过最后他还是真正认识到了这个党的力量。到了解放战争进行到中后期的时候，蒋介石对他的部下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只剩下你们这些人。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的好学生是什么？当年蒋介石黄埔建军的时候在军校大门上贴的对联是“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他的意思是说，当年那些不为升官发财、只为事业的好学生都死光了，抗战胜利之后就剩你们今天这些人，房子、票子、车子到处捞、到处贪，整个队伍腐败了。
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的人生悲喜剧
在所有叛变中，最为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龚楚何许人也？
龚楚是广东乐昌人，1924年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25年6月，他就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赴广东省农民协会从事农运工作，后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乐昌，成为在该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人。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军余部想辗转于粤北进入湖南，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就是龚楚。
朱德回忆说：“我们脱离范部，从韶关北上，计划去湘南找一块根据地。这时龚楚已来到我们部队，便由他引路带我们到了宜章县的杨家寨子。”
井冈山斗争时期，有军民运动经验又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龚楚，成为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其威望和地位在红军中也算屈指可数。
1928年6月，湖南省委致信红四军军委，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常务委员会由三人组织——毛泽东、朱德、龚楚。有一段时期，中央和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都是称“朱、毛、龚”的。这就是龚楚当时的地位。
龚楚不但在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在百色起义时又与邓小平建立了很深的合作关系。1929年12月龚楚参加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小平，参谋长是龚楚。由于龚楚是从井冈山过来的，熟知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给红七军的建设的确带来不小帮助。龚楚后来担任的职务也闪闪放光：他在继李明瑞之后任红七军军长，然后是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赣南军区司令员。
红军主力长征后，陈毅起初连个明确的职务都没有，龚楚却出任了中央军区参谋长。
这样一个人物的叛变，对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的严重影响可想而知。
龚楚的叛变出现得很突然。1935年2月，他奉命率一部分红军去湘南开展游击战争。5月在湖南郴县黄茅地区遭到粤军袭击，随后叛变投敌。陈济棠给他一个少将“剿共游击司令”的职位，调一支40多人的卫队归他指挥，要他到赣粤边去诱捕项英、陈毅。龚楚将自己的叛变隐蔽得很巧。10月中旬，他把卫队扮成红军游击队，在北山龙西石地区和粤军余汉谋一支部队假打一阵，“击溃”了“敌人”，在龙西石出了名。
贺子珍的哥哥、北山游击大队大队长贺敏学原来是中央军区司令部的科长，听说老首长龚楚参谋长拉起了游击队伍，便赶紧派人去联系。
龚楚说，他需要马上见到项英、陈毅，接他们去湘南加强领导。中共赣粤边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人热情帮忙，建议龚楚写一封信给项、陈。信写好后，何长林也在上面签了名。特委秘密交通员很快把信送到了项英、陈毅手里。
当时留在中央苏区的这些游击队，最缺乏的就是胜利，到处被围剿。项英看到龚楚的信大喜过望，马上想和龚楚见面。他并不了解龚楚这个人，但当时陈毅对龚楚还是非常了解的。
龚楚自恃资格老，井冈山斗争时期骄傲自大，除了毛泽东，他便目中无人。毛泽东在苏区的威望无人可比。今天，他怎么变得谦虚起来，要项英、陈毅去“加强领导”呢？陈毅告诉项英，斗争残酷，人心难测，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见龚楚。
就是这“过一段时间”，使龚楚现了原形。只见信走不见人来，他怕时间长了狐狸尾巴露出来，决意先下手为强，先把北山地区游击队一网打尽。龚楚果断行动，把当时规模很大的北山游击队带到包围圈内开会，贺敏学等重要干部都参加。待这些游击队员和干部觉察到不妙时，龚楚的叛徒嘴脸露出来了。
这个中央军区参谋长开始撕下脸面，赤裸裸地劝他原先的部属们投降。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50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后来项英、陈毅才知道龚楚是彻底叛变了，幸亏当时没有去见他，否则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烈牺牲，蔡会文重伤被俘后壮烈牺牲。中共湘粤赣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为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
为敌人作出更大“贡献”的龚楚，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是广东国民党一个中将的随属官员。我们党从事“农运”的最早领导人，最后当国民党中将的随属官员去了，这种变化差异太大了。
但是在1949年，龚楚面对全国解放的态势，被迫请罪。向谁请罪？向他当年在红军中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林彪请罪。
龚楚当红军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林彪只是一个连长，级别相差甚远。但是龚楚请罪，想见一下林彪都见不着，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仅仅一个师长就把他解决了。
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帅，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林彪如何能去见他？派一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像掸掉一只跳蚤一样，处理掉这个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徒。
所以龚楚投诚后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跑到香港去了。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
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他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我与红军》，谈起在红军中的高级人物，谈起现在新中国某某领导过去是我的同级，某某是我的下级，某某当年是如何如何……谈起自己未叛变时在中共的日子他便眉飞色舞，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见诸笔端；对叛变之后，脱离红军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感大江东去之慨了。
毛泽东作好了去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的准备
1935年6月是张国焘人生的顶峰，张国焘在香港写回忆录，把一、四方面军会合的场面记得非常清楚。
当年，张国焘骑一匹白色骏马，在10余位警卫的簇拥之下，飞驰两河口。
当年，毛泽东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三里路，立于蒙蒙细雨中恭候他。
毛泽东同志什么时候出门欢迎过党内同志？为数甚少。毛泽东这一次之所以这么做，充分考虑到了张主席的地位。张主席在中共中央高层长期任职，能力、威望和实力都非常强。
会师的场面对张国焘没有震动吗？张国焘震动很大，当时很感动。
张国焘在回忆录里写道，他骑马过来，看见政治局诸位委员站在雨中恭候他。张国焘翻身下马，冲上前去和众位委员一一紧紧拥抱。当然，激动之余就发现问题了，一方面军怎么搞成了这样，人数怎么这么少？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松岗卓木碉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宣布另立“临时中央”、“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了“组织决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撤销”、“开除”、“通缉”、“查办”，张国焘的自信和气焰由此可见一斑了。
毛泽东讲张国焘是实力派。一、四方面军的分裂，表面看是因为战略方针的问题，到底是北上，还是南下，实际则是张国焘的作用。张国焘要求在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革军委都体现实力，中央红军指挥也应该体现实力。张国焘最终被他手中所掌握的实力害了。
一、四方面军分裂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最严重的事件。
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
毛泽东率领一方面军一路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
现在看是这样，可在当时历史场景中，这是何其艰难的一步。
张国焘率领83000余红军南下。
毛泽东仅率领7000红军北上，这是中央红军当时最为严重的局面。
毛泽东率领7000红军北上，在北上途中，1935年9月，召开俄界会议，会议对当时的形势作了最严重的估计，7000人能搞多大的局面呢？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作出了被敌人打散的最坏设想，到与苏联接近的地方求生存。毛泽东当时甚至作了队伍一旦被打散就去做白区地下工作的准备。
那是中国革命最严重的危急时刻。
9月27日，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确定的“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方针，改到陕北去，在陕北保卫与扩大革命根据地，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从1934年10月10日长征开始，战略目标由最初的湘西，到黎平会议的川黔边、遵义会议的川西北、扎西会议的云贵边、两河口会议的川陕甘、俄界会议的“与苏联接近的地方”，一直到榜罗镇会议，终于确定为陕北。
一年来无数牺牲和奋斗，不尽实践与探索，战略目标的选择最终完成。
脱离根据地一年、长途跋涉两万余里的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这个过程可以用邓小平所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来形容。
10月，陕甘支队过岷山，毛泽东心情豁然开朗，作《七律·长征》诗：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最黑暗的时候过去，前面是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了。
俄界会议的决议在榜罗镇会议上很快被翻了过来。它的关键点在哪里？榜罗镇会议最终确定了陕北为我们最终的根据地，那么这又是怎么选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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