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为什么能够“加快发展”？
“加快发展”,是四川的主旋律，是几年来不变的工作总基调。在这个基调的引领下，四川经济实现了强势崛起，总量四年翻一番突破两万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三年翻一番突破两千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三年翻一番突破一万五千亿元，“吃饭财政”已转变为“发展财政”，“经济大省”正迈向“经济强省”，在遭遇汶川特大地震和全球金融危机重创的不利形势下，走出了一条“止滑提速-巩固回升-高位求进”的坚强曲线，一举成为中国西部发展龙头和在全世界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实体。
四川为什么要加快发展？作为西部人口大省和农业大省，四川经济总量、增速和质量曾长期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是四川最大的省情，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初级阶段特征明显是四川最大的实际，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是四川最大的问题，为此四川曾提出“追赶型、超越式”发展战略，为加快发展奠定了基础。2007年省委九届四次全会决定把“加快发展、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发展”作为全省工作总体取向。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省委、省政府又从实际出发制定了“加快建设灾后美好新家园、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两个加快”总战略。这几年省委省政府都坚持“加快发展”，2012年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提出了 “稳定增势、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工作基调。
五年来，四川抓住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的主要矛盾，以建设西部发展高地为目标，以加快发展为基调，以“两化”互动为抓手，在扩大增量中调结构、在加快发展中促转变、在加快转变中谋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西部特征和四川特点的强势崛起的发展道路。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四川人民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顽强拼搏的结果。从理论层次看，四川能够高速度、跨越式发展，在于形成六大良性循环，使经济发展进入正反馈路径；推动六大结构调整，对经济系统进行根本性再造；实施四大战略举措，促进经济发展方式重大转变。
一、形成六大良性循环
从系统工程角度看，四川加快发展的结构性原因在于形成高级、多层、良性的超循环发展系统，让经济发展进入正反馈路径，使经济增长成为螺旋式上升的稳态。
一是内外良性循环。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诗经》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讲的就是内力与外力良性循环的关系。经济发展既是内在实力的展现，也借助于外在力量的推动，就是要在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实现一切外部资源为我所用。近年来，四川发展经济时采取博众之长、为我所用的战略，坚持培育本土企业和招商引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通过主动承接国内外发达地区的高附加值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通过稳定投资、扩大内需和增加出口，建立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是软硬良性循环。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而言，硬件是基础，软件是灵魂。只有两者进行配合、互动循环，经济才会走上内涵式、内生性发展轨道。四川坚持“环境先行”、“软硬兼施”，为经济发展创建一流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充分发挥“磁场效应”，引进一批全球、全国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硬件打造上，努力建设“一枢纽、三中心、四基地”，狠抓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交通水陆空并进，跃居全国前列，破解了“蜀道难”，实现了“通蜀道”的千年梦想。软件建设上，狠抓政策和政务环境改善，推进管理型政府向服务性政府转型，努力提高效能，为企业发展提供全方位、个性化服务。
三是城乡良性循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对立是一个历史范畴，城乡融合才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必然要求三次产业从割裂走向融合、城乡要素流动从单向走向双向、工业化从超前发展走向“三化同步”。四川深刻认识到，全省总体正处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中后期加速转变的历史阶段，适时制定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战略，正好抓住后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转型的本质问题。在“两化”互动基础上实现与农业现代化的“三化”联动，有力地推进了城乡统筹发展，通过城乡良性循环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打破了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束缚，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上形成要素的合理有效配置，从而释放更大效益。
四是人地良性循环。两百年前，达尔文曾告诫：“只有服从大自然，才能战胜大自然。”经济发展不能威胁到生态环境的安全，传统的资源掠夺式、环境破坏型发展方式必将走向终结。近年来，四川率先改变依靠资源开发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一是促进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利用四川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旅游业，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二是坚决取缔污染性和高耗能工业企业，发展清洁能源和循环经济，走低碳经济发展道路。三是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湿地保护、水土流失治理等工程，全力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努力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方式转变，取得显著成就。
五是虚实良性循环。邓小平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繁荣，更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发展，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载体，更是基础。四川在加快发展的形势下，既发挥虚拟经济的活力又防其过度膨胀。一方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地方金融体系，以成都为轴心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西部金融中心，为实体经济发展输送“血液”，增强其“造血”功能。另一方面，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加大对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在“7+3”产业发展上狠下功夫，崛起了电子信息、汽车制造、油气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优势产业，奠定了加快发展的基石。
六是劳资良性循环。劳资矛盾不是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存在。劳资矛盾产生的根源在于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和割裂，产业工人与出资人没有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关系。四川在促进劳资和谐、劳资互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一是推进劳资二者身份转换，以提升劳动力综合素质为依托，以完善扶持政策为抓手，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特别是抓住四川农民工规模庞大的特点，创建了一批农民工回乡创业园。二是促进劳资双方利益共享，加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倡导员工与企业“同创共享”，把企业打造成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建立稳定的员工工资收入增长机制，把富民与强省结合起来，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更大的调动了社会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推动六大结构调整
四川坚持调整存量与扩大增量并举、主要在扩大增量中调结构，对经济结构进行六大战略性调整，实现对经济系统的根本性再造，充分发挥工业园区的“集聚效应”、 支柱产业的“托举效应” 和自主创新的“引擎效应”，有力推进经济的强势崛起。,
一是所有制结构调整。在所有制结构上，过去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结果造成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严重脱节。实践证明，“单一”公有制结构并不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必须充分发挥民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除了事关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退民进”成为所有制结构调整的主旋律。四川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实行对内开放，取消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和限制，赋予民营经济的国民待遇，鼓励民营资本进入交通、教育、邮电、金融保险、医疗卫生等行业，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存的局面。目前，民营经济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打破了国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2011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达57.8%，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更高达66.7%。
二是产业结构调整。资源环境约束、要素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加剧是产业发展面前的三大难题，必须以转型升级为主题主动推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四川利用承接产业转移的机遇，实施产业“反梯度”和“超梯度”承接，引进和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直接迈向价值链高端，构造内涵集约、质量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是传统优势产业通过优化升级，总体实力进一步增强。2011年，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能源电力、油气化工、钒钛钢铁、饮料产品、现代中药等优势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超过70%。二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未来工业新增长点。2011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连跨两个千亿台阶，达到8928.8亿元，工业规模居全国第8位；增速为22.3%，居全国第二位；净利润1961.3亿元，增长42.6%；工业化率超过40%，对经济贡献率达60%以上。预计到201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和节能环保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将突破1万亿元。
三是产品结构调整。四川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大省，历有川粮、川猪安天下的说法。但是全省农产品加工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为了改变长期提供农产品原料的被动局面，四川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和工业强省转变。一方面，从农业“微笑曲线”的前端和后端嵌入，发展品种研发、种苗繁育、精深加工、商贸物流等产业，通过延展产业链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另一方面，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钢铁钒钛、油气化工、能源等特色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以新型工业化为核心带动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推进“三化”联动，实现“三化”同步。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电子信息、食品饮料等名牌产品不断强化，知名度和美誉度，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大提升。2011年，四川三次产业之比调整为14.2：52.4：33.4，全省正由工业化中期加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
四是投资结构调整。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之一，投资总量和质量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效率。从投资主体看，主要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三驾马车拉动。为了解决政府投资压力大、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不足的问题，四川在继续放大政府投资的杠杆作用的基础上，逐渐打破了政府主体的投资格局，向政府、外商、民间三者投资协调并进转变，经济发展后劲进一步增强。四川加大对外和对内的招商引资力度，引进了西门子、英特尔、富士康、联想、纬创等一批国际产业巨头，充分刺激外资、台资和内资企业的投资积极性。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217家落户四川，全省全年实际利用外资达到110亿美元，占全国同期实际利用外资总量的十分之一，引进国内省外直接投资7000亿元。
五是动力结构调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曾长期依赖于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具有很强的不可持续性。四川也曾陷入低效的粗放式经济增长陷阱，依靠出售自然资源和初级原料来维持经济增长。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四川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培养科技创新队伍，创新科研转化机制，推动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经过几年的发展，全省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度上升，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经济发展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的资源要素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转变。技术密集型产业占全省工业比重迅速提高，其中新材料、节能环保装备产业在去年的增速高达40%以上。2011年，全省新增6户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达39户。2011年，全省有高新技术企业1356家，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6622.2亿元，居西部第一位、全国第六位。科技对经济贡献率达43.2%。
六是区域结构调整。非均衡的区域布局是一个地区立足现实条件推进分工专业化、产业集聚化的必然路径。四川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推动全省优势资源和要素向区位好、产出高的区域、向产业园区集中布局，以区域结构调整为抓手构建产业集群和集中带。全省建成1个千亿产业园、5个超500亿产业园、44个超百亿产业园区。全省工业集中度提高到64%，集约集群发展的水平明显提高。2011年，成都国家高新区集中建设区GDP达706.5亿元，占全省3.36%，单位面积GDP全国工业园区中排名第一；外贸出口116.1亿美元，超过全省三分之一；高新技术企业563家，接近全省半壁江山。2011年，产业园区工业增加值达5500亿元，增长25%，提前一年实现“1525”工程培育目标 。而天府新区“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空间布局，进一步带动四川区域结构的合理调整，更加深远地改写着四川、中国乃至全球的经济版图。
三、实施四大战略举措
近五年来，四川通过实施四大战略部署，发挥了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和资本裂变效应，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来实现“弯道超车”和“高位求进”的目标。
一是资源科学转化战略。四川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水电、天然气等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一，钒钛、稀土等战略资源储量居全国前列。但因我国实行资源国有制度，尤其石油、天然气、大型水电等战略资源由央企开发，自然资源开发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不明显。为此，四川着力创新资源开发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在服从整体和大局需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促进资源就地转化，将资源开发与发展地方经济有机结合。着力培育地方支柱产业，发展自然资源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促进资源产业从原料输送向加工转变、从粗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促进产业集群做大做强，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地方经济强势，推动经济跨越发展。
二是充分开放合作战略。开放是一种观念和一种态度，开放与地理位置没有必然联系。自古以来，我国西部内陆都是开放前沿，指南针发明以前，西部经济也领先于东部。但到了近现代，西部的开放水平远不及东部沿海，四川盆地也渐渐与封闭联系在一起。四川近年来在开放上做文章，通过“三向拓展、四层推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变“天府之国”为“天府之域”，变“内陆盆地”为“开放高地”。 特别是，“国”与“域”，一字之变，大门打开，“招商”变“选商”，“抓壮丁”变为“招女婿”。目前，西博会已经成为四川对外开放合作的最大窗口，成为引企、引市（市场）、引智的主要平台，成为主动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载体。近年来，我省开放型经济年均增长30%以上，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0个百分点以上。2011年，全省进出口总额近500亿美元，是10年前的15倍，其中出口跻身全国十强；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跃居全国第九位；外商投资实际到位突破10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近50亿美元，分别是10年前的17倍、12倍。
三是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实施大企业、大集团战略，就是按照巩固发展、承接引进、整合扩张的原则，打造一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产业旗舰，推动优势资源向重点企业集中，发展壮大一批主业突出、品牌知名、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集团。四川着眼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以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地区、跨国为取向，大力培育大企业、大集团。一是通过资产重组、上下游配套、技术扩散等途径，既做大自身，又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二是通过产业价值链、技术传递链带动所在行业的发展，在高新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制度与品牌建设、企业信息化和企业家自身建设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努力培养核心竞争力。目前，四川成功打造五粮液、长虹、东汽等一批知名企业，营业收入超百亿的企业集团达到37家，大企业、大品牌、大产业加速形成，有效促进了工业企业的集中、集约和集群。
四是区域中心城市培育战略。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是促进“两化”互动的核心依托力量。四川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完善功能的原则，突出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努力构建成都平原、川南、川东北及攀西“四大城市群”。一是率先发展成都平原城市群，充分发挥成都特大中心城市的集聚、扩散功能，推动成都、德阳、绵阳、乐山同城化发展，建成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辐射带动中西部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二是加快发展川南城市群，推动自贡、泸州、内江、宜宾一体化发展，以长江黄金水道、沿江高速公路、内昆铁路等交通主干线为依托，建设西部重要的大城市密集区，形成“川南经济联合体”。三是积极培育川东北城市群，加快能源勘探开采和就地加工转化，建成国家级天然气综合开发利用重点区。四是全力推动攀西城市群发展，以钒钛和水电资源开发为主线，建成国家级的战略资源创新开发示范区。
四川强势崛起的跨越式发展，有历史和现实、内部和外部、客观和主观的原因，但离不开灾后恢复重建和全球产业转移带来的历史机遇，也离不开“天时、地利、政通、人和”的良好环境，更离不开中央的坚强领导、省委的正确决策和全川人民的艰苦奋斗。四川强势崛起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坚强的全川干部。四川素有一批特别讲大局、特别讲付出、特别讲实干、特别讲纪律的干部，他们具有不为表象所惑的辩证思维能力，在面对汶川特大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时，始终能够做到化危为机，变困难为机遇，变压力为动力，变坏事为好事。四川强势崛起的跨越式发展更离不开英勇的全川人民。马克思曾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毛泽东多次强调“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四川人民经历汶川特大地震的严酷考验，房屋垮了，意志不垮，精神不倒，以“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勇气，展现出伟大的创造能力和无穷的草根智慧。
我们坚信，未来四川将浓墨重彩地绘就灾区发展振兴的恢宏画卷，将意气风发地走在建设全国经济强省的时代行列，将豪迈自信地迈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门槛。
（作者简介：李后强系皇家永利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廖祖君系皇家永利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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