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认识的转变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苏联共产党是给予很大帮助的。但由于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斯大林认为中共不一定能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很有可能养成农民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和民族主义意识。因而，他对中国共产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心存疑虑。他始终认为，中国不可能有真正的工人阶级政党，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他这种拘泥于党的工人阶级成分而对中共的的错误认识一直到中国革命胜利才转变。
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冒牌的共产党。
1942年5月，苏联派往日本的间谍左尔格利用他同德国驻日本大使奥特的私人关系，截获了一份重要战略情报，并马上向斯大林发报告：“许多德国代表回到柏林，他们认为对苏战争可能在6月开始。”
同时，南京政府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主任阎宝航（中共党员）在同一些外国驻华大使馆人员来往时得到了更准确的情报：德国行动的准确日期，最初定为6月15日，后改为6月22日。阎宝航立即把这个重要消息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又立即把这份电报转发给了斯大林，6月21日凌晨，斯大林接到了这份电报：“巴巴罗萨（红胡子）进攻计划在6月22日4时全面展开！——周恩来。”
斯大林收到这份电报时，正在对一个新情况做判断：6月20日，有个德国司务长向苏军投诚，说德军正在整装待发，将于22日晨发起进攻。他对这个消息有怀疑，怀疑这个投诚者是不是德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故意派来的？看到周恩来的电报，他立即明白了，并下令各军区做好迎敌的准备。
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提供了情报，苏联红军提前准备了24个小时。后来，斯大林发来了电报，向中共中央表示感谢。
当时，王明已被中共清除出最高领导层，他一直呆在莫斯科。他千方百计地封锁延安的消息，因此，当时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的中共党员有很多人只知道王明而不知道毛泽东。而此时的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一些中共高层领导人也是了解得很少，有一段时间共产国际与中共还断绝了联络。
为消除王明的影响，中共先后派出王稼祥、周恩来等人去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尔后，毛泽东又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发去了长达万言的文章，介绍中共的抗战情况及与国民党合作中出现的摩擦。斯大林认为，中共不应该和国民党进行斗争。
1942年末，斯大林曾派人到延安要求毛泽东派人去莫斯科向他汇报工作，毛泽东出于种种考虑拒绝了，这更加重了斯大林对中共领导人的疑虑。1944年6月10日，斯大林会见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时，哈里曼曾重复罗斯福的话，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马上表示同意，并说：“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两人在谈到中共时，斯大林微微一笑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不过是些‘人造奶油’共产党人而已。”但他也承认，尽管如此，中共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跟日本人作战是坚决的。
抗战胜利后，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交出军队，不要打内战。
1945年4月15日，斯大林与美国陆军部长赫尔利会谈时也谈到了中国问题。赫尔利说：“中共事实上并非共党，他们的目标在于获得他们视为中国必须做适当的改革。我看得出来，苏联并不支持中共，你们不愿中国内部因意见分歧而发生内战。”斯大林表示，他愿与英美合作，完成对中国军队的统一，他说蒋介石“是一个爱国志士”。斯大林在与苏联一位领导人谈话时说，他对中国的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是他觉得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必须是蒋介石。他还说：“我看不到其他可能成为全中国领袖的人，我不相信中共的领袖们有蒋介石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完成中国的统一。”
斯大林对中共有这样的看法也不足为奇。因为他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主要是靠王明给他汇报的那点错误的信息。另外，在二战期间，斯大林曾六次给毛泽东发电，要求中共的军队调兵长城附近减缓日本人对苏联边境的压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没能按斯大林指示办事，这也造成了斯大林对中共的不满，因而他产生了“助蒋抑毛”的思想。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后，蒋介石为争取时间运送军队，准备耍和谈阴谋。同时，他为了取得斯大林的支持，派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去莫斯科，代表国民政府与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一向将苏联人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有了这个条约，他与共产党是打是和就没有顾虑了。因而，日本一投降，他就给延安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蒋介石是这样想的，如果毛泽东拒绝来重庆谈判，就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到毛泽东头上。如果毛泽东真到重庆来，他也可以操纵谈判，利用这段时间做好内战准备。
正在这时，斯大林的电报也到了延安。电报的主要内容是：要毛泽东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达成协议，交出军队。他还以苏共中央的名义，要共产党与国民党取得和平，不要打内战，不然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斯大林之所以要这样给中共发电报，是因为他认为共产党的实力远不如国民党，若打起来共产党不能取胜。实际上，他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毛泽东接到电报，非常气愤，说：“究竟是谁想打内战？”很快，中共中央给斯大林回了电报，将中国的局势告诉给了他。
不久，斯大林又来了第二封电报：“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打内战想消灭你们，但他也再三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协调和平建国事宜，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负责由谁来承担？我建议毛泽东同志到重庆去参加会谈，他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
事已至此，毛泽东已别无选择。几天后，毛泽东冒着极大的风险，到了重庆。经过艰苦的谈判，国共双方签定了《双十协定》。不过，这个协定签后不久，蒋介石就指挥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毛泽东对斯大林不准中共反击的意见置之不理，对蒋介石采取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对来犯之敌给予猛烈的反击。
到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时，斯大林还不肯公开表示支持中共。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战场已取得了主动权，胜利已指日可待。这年4月，中共中央的指挥机关已搬到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在这里，毛泽东正在考虑一件事，就是他准备亲自赴苏联面见斯大林！斯大林收到毛泽东欲来苏联的电报后，很快回了电，大意是：目前中国革命已处于紧要关头，毛泽东同志作为最高统帅，不宜离岗位太远。如果有什么重大问题，苏方可以派一名高级领导人，到中国听取毛泽东的意见，并希望毛泽东同志能慎重考虑。
应该说，斯大林的这一建议是中肯的。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决定采纳斯大林的建议，暂不出国，而是请苏联派人来中国。
8月，苏联外交部给中共中央转交了国民党政府写给苏联领导人的一封信。信是由国民党外交部长王世杰亲笔写的，信中要求苏联出面压一压中共，“不要再同室操戈了”，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军事上已占劣势。苏联人的这一做法是很高明的。毛泽东看完信，采取了更高明的对策：你不发表评论，我也来个不予理睬。其实，斯大林这样做，说明到此时他还是不肯公开表示支持中共。
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受斯大林委派来到当时中共中央的临时驻地西柏坡，他一到西柏坡就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米高扬大受感动，当即转达了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的问候。接下来，为了消除斯大林对中共的顾虑，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向米高扬阐述了即将建立的新政权的性质与政府组成形式，并表示新生的共和国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米高扬很少发言，用他的话说就是：我是带着耳朵来听的，即只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然后回去向斯大林报告，再由斯大林亲自作答。
米高扬回国后，将中国的解放战争形式告诉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没想到中国革命胜利会来得那么快，他承认原来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其实，1948年斯大林接见南斯拉夫代表时就说过，他有一件事做错了，就是他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联合政府。
刘少奇率团访苏时，斯大林再三表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犯了错误。
为了取得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1949年5月，毛泽东决定派刘少奇率一个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代表团到莫斯科后，斯大林对代表团的来访表现得非常热情，无论是接待安排还是会晤规格都是很高的层次。斯大林曾先后五次与刘少奇会谈。
第一次会谈，刘少奇向斯大林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凭借什么战胜了装备精良，又有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这次，斯大林是认真地倾听，很少插话。
第二次会谈时，刘少奇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请求：“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想法有什么意见。请您和在座的苏联同志多多指导！”
不料，斯大林严肃而又诚恳地说：“看起来，我以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此言一出，四座皆惊。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这种公开场合下主动承认自已的错误，这充分反映了斯大林的坦诚和光明磊落。
刘少奇也感到十分意外，他反应更为敏捷，很得体地说：“斯大林同志实在是太谦虚了！”
“不！”斯大林一摆手，认真地说：“我说的是实话。”在以后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再三表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确实犯过错误。但刘少奇却闭口不谈斯大林的过错，一再说：“如果没有苏联人民的支持，中国革命不会这么快就取得胜利。我们对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还希望中共尽快建立自已的政府，以免外国势力出面干涉中国的局势。刘少奇将斯大林的告诫电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决定，将原定于1950年1月1日成立新中国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通过几次会谈，斯大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中共的领导人更是一流的领袖。斯大林预测世界革命的中心将东移，以后会移到中国，当他提议为“小弟弟”（中国）超过“老大哥”（苏联）祝酒时，刘少奇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刘少奇此次访苏成果显著，消除了隔阂，沟通了两党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见到斯大林后一肚子委屈，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
1949年1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见到毛泽东后赞不绝口，连声说：想不到你这么年轻！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们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听后虽然得到一些安慰，但还是有点委屈地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不，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公理。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对他当年的失误当面向毛泽东作自我批评。
从公布的史料看，苏联在中国历史大决战来临的时刻，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还是真诚的。1949年1月，蒋介石请求美苏英法4大国出面调停内战。1月10日，国民政府发给苏联的函件被斯大林转发给毛泽东，并将他们草拟的复文也转发了过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第二天就给斯大林回电：“我们认为苏联政府对南京政府要求苏联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应作如下答复：苏联政府从来是，现在仍然愿意看见一个和平、民主的和统一的中国，但以何种方法达到中国的和平、民主与统一，这是中国人自已的事，苏联政府根据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未便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和工作。”
毛泽东还告诉斯大林，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握，不必再作迂回战术，推迟胜利时间。我们的倾向是要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
斯大林表示，同意按中国共产党草拟的复文答复南京政府。并说即使出现意外情况，中共也不应停止军事行动。
在中国革命胜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1949年5月30日，他召回了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个小时，苏联政府就来电祝贺并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带头下，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都迅速宣布承认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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