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记文是中国古代实用性文体，多作于建筑活动之后，记录建筑目的、过程、地点、时间、建者、规模等信息，亦抒发作者情志。其发端于后汉，先唐存文不足30篇，唐代600余篇，宋代约5000篇。宋代建筑记文不仅数量骤增，而且创作主旨也从记录建筑事件以备查阅转变为评论人物事件以立教化。

建筑记文在自汉魏到唐宋的发展历程中，创作主旨逐渐变化。管见所及最早的建筑记文为东汉初平五年（194年）《益州太守高联修周公礼殿记》（佚名），记载了益州周公礼殿自西汉文翁始建历经四百年至东汉弊坏不堪，郡守高联兴坏起弊、重建第馆的事件。汉魏建筑记文文本体式大多为“记录建筑事件（主体）+称赞建者功绩（结尾）”，文成刻碑，立于宫畔。唐代建筑记文则在客观记录建筑事件中，更多显露作者情志。白居易《庐山草堂记》记载其贬谪江州，游览庐山，爱其胜境，乃作草堂的事件，抒发了终老于此的感慨：“待余异日弟妹婚嫁毕，司马岁秩满，出处行止，得以自遂，则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在贬谪背景下，参读乐天同期作品《琵琶行》，更能理解文中隐含的作者试图摆脱压抑、投身自然的复杂心态。同代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结、欧阳詹等人亦在建筑记文中或含蓄或直接表达主观情志，较以往偏重记载客观事件的主旨已有不同。宋代古文承袭中唐而来，建筑记文沿着重主观表达、轻客观表现的趋势继续发展，宋初范仲淹《岳阳楼记》创作目的不仅在于记颂滕宗谅重修岳阳楼的事功，更在于表达作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追求，这种侧重阐发情志的趋势发展至南宋，甚至出现了不记建筑始末，只言道德教化的建筑记文，如杨万里《景延楼记》通篇赞赏乐山亲水的雅趣。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言记文演进：“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吴讷认为记文体式，可分为“正体”与“变体”，“正体”即初期重在记叙营建事件的体式；“变体”即宋代重在阐发道德教化的体式，如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朱熹《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等，“变体”核心在于文心主旨的转变。

宋代建筑记文创作主旨由事件记录转变为道德教化，其道德教化主要指向三个方面：一是批评当前社会风气。自汉魏以来，营建记文多用于记事颂功，宋代则出现了以批判为主旨的记文，篇目虽不多，却是从无到有的新变。王安石《许旌阳祠堂记》本是因修建道教人物许旌阳祠庙而作的记文，却借许旌阳为民除恶解患批评宋儒治学多为干时射利：“后世之士，失其所业，糜烂于章句训传之末，而号为颖拔者，不过利其艺以干时射利而已，故道日丧而智日卑。”故而王安石主张改革科举考试，以经义策论代替诗赋辞章，选拔经时济世之才。张耒《进学斋记》与之相似，批判儒者将学习当作追名逐利的工具：“今之所谓学者，既剽盗其皮肤，攘掇其土苴，比于古之人大可愧矣。冠而仕则冠而弃之，壮而仕则壮而弃之。故后世之君子大抵从仕数年，则言语笑貌嗜欲玩习之际，比之进取之初以儒自名者，固已大异矣。”另有曾巩《鹅湖院佛殿记》批判佛教奢侈误国，苏辙《齐州泺源石桥记》批评基层官吏管理制度僵化。二是勉励世人砺品修能。相较于批判弊端，宋代建筑记文更多的是从正面赞颂人物功绩，提倡砥砺品格、修习本领，从而教化民众、淳厚世风。司马光《陈氏四令祠堂记》记载陈康肃家族四世七人为官的事件，赞其家族“爱民好学可以大其家，有以劝也”，司马光意在以陈氏家族的兴盛实例，劝勉世人仁善兴家。楼钥《真州修城记》记载潘友文重建真州城池的事件。南代真州今属江苏镇江，因地处要隘而频遭兵患，金主完颜亮南侵后，城池破败，百姓饥馑，潘友文受命出守，施粮药、修城池，深得百姓爱戴、士人称誉，文中赞其为“循良之冠”。潘友文尝从学陆九渊、朱熹，任职信州、昆山时，赈灾抚民，政绩卓著，人称潘佛子，陈亮《信州永丰县社坛记》亦赞其“临民而有父母之心”。三是倡导士人乐学慎思。宋代兴学重教，建立了州学、府学、军学、县学等各级学校，官学体系逐渐完善；民间也热衷创建书院，朱熹、张栻等硕学鸿儒曾于白鹿洞书院、城南书院设席讲学。宋代崇儒尚学的文教环境，促使士人乐学慎思，建筑记文中亦多有体现。朱熹《一经堂记》因友人柯翰新居“一经堂”而作，柯翰曾授徒讲学，帮助朱熹治理学事，“一经”之名取自杨雄的“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经”，朱熹就“经”字生发开去，论格物的重要性：“以格物而致其知也，学始乎知，惟格物足以致之。知之则意诚心正，而大学之序推而达之无难矣。”自此安平柯氏家族以朱熹题记为荣，修家谱《安平柯氏一经堂族谱》，族人奉朱熹教诲，耕养学经，至明代已成望族。再如苏轼《墨妙亭记》对万物兴灭的思考“物之有成必有坏，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国之有兴必有亡也。虽知其然，而君子之养身也，凡可以久生而缓死者无不用；其治国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无不为”，即便知晓万物与人生终期于灭，也要“尽人事，理足而无憾”，这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延续；黄庭坚《筠州新昌县瑞芝亭记》则对灵芝献瑞现象进行学术考辨与事实质疑，认为灵芝与祥瑞并无必然联系。可见，宋代建筑记文的学理倾向和学风导向。

宋代建筑记文虽然道德教化意味浓厚，但由于建筑主题的牵制，其教化多由建筑而发。首先，借建筑释名而进行教化。黄裳《步云阁记》所记楼阁其名有“云”，通过阐释云之“不以情而动，不以力而举”“为甘澍，下膏泽于万物”的特点，倡导官员清静仁爱。杨万里《玉立斋记》由斋名“玉立”阐发竹树抗节玉立的特点，提倡君子气节。其次，由建筑用途而进行教化。路桥城池对百姓生活至关重要，古代官员考课也常以路桥观政，范成大《重修行春桥记》云：“政孰先于徒杠舆梁者。”桥渠建筑记文多阐发桥梁勾连山川、通济益民的作用，号召官吏乡绅经时治事，魏了翁《宝庆府跃龙桥记》、韩元吉《信州新作二浮桥记》便属此类。再次，因建者品行而进行教化。建筑记文形成之初，多勒石刻碑，目的在于借金石不朽来传播建筑意义和建者功绩。宋代建筑记文承袭这一传统，多在行文中与结尾处褒扬建者，特别是应他人之请而作的记文，出于交往礼节与文体传统，大多称扬一番，如李之仪《重修云岩寿宁禅院记》称赞主持营建的知县李孝遵轩辟磊落；周必大《振古堂记》称赞修堂者王子俊孝信有终，此类篇目在建筑记文中触手皆是。与接受他人请托而作溢美之词不同，本人记写个人建筑活动的文章，多行文节制，如蔡襄任职泉州时修建了中国第一座海港大桥万安桥并作《万安桥记》，文章记事平实、毫不夸饰，而宋代方勺《泊宅篇》、元代脱脱《宋史·蔡襄传》、明代王慎中《万安桥记》等他人之笔则不吝赞美蔡襄造桥的种种创举。

宋代营建记文创作主旨由记事转向立教，表达方式也相应地由记叙为主转向议论为主，此类“以论为记”的“破体”现象不只发生在记文领域，也发生在更广泛的诗文领域，宋词发展历程中的“以诗为词”便是打破了诗与词间的界限，宋诗发展历程中的“以文为诗”便是打破诗歌与文章间的界限。“破体”是宋代文学的显著特征，这与唐宋古文运动文道观念、宋代士人多元知识结构和淑世尚理精神息息相关，对后世文学和民族精神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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