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5日是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虽然圣诞节并非中国传统节日，但很多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也很喜欢过圣诞节。在圣诞节前后，不少家庭或公共场所也都会进行圣诞风格的装饰，以营造节日氛围。

作为“舶来品”，圣诞节很早就传入中国了。但因为它是西方的节日，曾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腐朽的产物”，会侵蚀中国本土文化，喜欢过圣诞节的人也被认为是“崇洋媚外”。

不过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实力日益强大，人们的思想观念愈加开放，社会上质疑和反对圣诞节的声音也越来越少，人们对圣诞节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圣诞节似乎已经较为成功地融入了中国社会。

事实上，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早些年人们对于圣诞节会侵蚀中国文化的忧虑可能是多余的。这是因为文化是建构起来的，而不是“复制粘贴”的。西方社会的圣诞节传入中国，就不会再是原来的模样，而是成了中国文化下的圣诞节，有着与西方不同的内容和意义。

专门大众文化的英国教授约翰·斯道雷在其著作《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一书深刻分析了大众文化是如何建构的。

文化学中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大众文化并不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行动与互动，还是人与物质之间、物质与物质之间的行动与互动。我们的很多行动都是在各种各样的物质体的介入下完成的。

物质体既可以是中介，又可以是信使。信使不会改变自己传递的意义，而中介物会对自己传递的意义进行转化、转译、扭曲和调整。

我们被物质环境包围，我们与周遭的物质进行互动，同时我们使用物质实现与他人的互动。在生命故事的每一次变迁，各种物质存在始终伴随着我们，构成了我们的情感与思想。不过，物质的上述作用总是在某种特定而明确的指意的政体中发挥的。

大众文化并不仅仅是物质性的，也始终是意义、物质性和社会实践的合成体，其繁复纹理体现为不同的形式：在iPhone上输入的文字信息，由人体发出的声音组成的乐段，墙上喷绘的涂鸦，某个小朋友爱不释手的玩具……

当社会学家罗兰·巴尔特举例说明什么是大众文化的时候，他说所有这些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符号。“当我在街头漫步（或人生漫步）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东西，我不假思索地对它们采取了同样的行动，那就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解读。”

换言之，巴尔特所面对的那些物质体，本身也是有待解读的符号；它们既有物质性，也承载着意义。文化研究与巴尔特在如下观点上不谋而合：“社会中存在的一切事物都有意义”，即这些事物被“人性赋予事物意义”这一事实所转化。

这样一来，环绕我们的物质世界并非自己生成意义，其意义是我们根据自己对它的思考、评价和使用给予的。

尽管物质体绝不仅仅是符号或对社会关系的符号再现，但对于我们来说，其存在总是令人不可思议地外在于将意义、物质性和社会实践混为一体的文化。它们从来不是自洽的，而始终是在与特定、既存的指意实践的关系中被接合的。

手机、服装、木桌、CD、杂志广告……所有这些事物的共性在于它们全部拥有由社会实践生产出来的物质性和意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使得它们成为文化。所以，文化不是我们“拥有”的东西，而是我们“行动”的结果，是我们在物质性和社会实践中对意义进行的社会化的生产和再生产。

物质体必然要被社会实践赋予意义。正是在为事物赋予意义的人类实践中，万事万物才得以被转化为文化。换言之，一切事物都要接受文化的建构。

举个例子，有人可能认为，将月亮描述为一种文化建构听上去似乎有点儿荒唐。难道月亮不就是一颗沿特定轨道绕地球公转的自然卫星吗？没错。

然而纵观整个历史，人类在仰望月亮的同时，始终不间断地通过歌曲、诗篇、故事、绘画和神话为其赋予意义并将其转化为文化的对象。正是这种指意的实践在文化上将月亮建构成意义与物质体的混合体。不过，种种表征和指意行为并不会影响月亮作为物质体的存在，早在人类诞生之前，就已经有月亮了。

在以批判性思维关照某一事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在其毋庸置疑的物质性和丰富多样的意义之间作出区分。更重要的是，以批判性的目光凝视某一事物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对其天然的物质性的否定。

也就是说，不能将文化与客观世界的物质现实混为一谈。即使没有人类文化，月亮的物质性也一直是完好无损的。月亮本身足够真实，但对我们而言，其真实性是与我们的指意实践交织在一起的，而正是这种指意实践为我们与月亮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框架。

所以，只有在人类凝视的目光中，月亮才是一种文化建构，是大众文化中一个有意义的对象。在此时此刻之前，月亮便已经毋庸置疑地存在着；但直到此时此刻到来，月亮才开始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存在。

当不同的文化共享相同的物质体时，导致文化差异的显然不是物质体，而是物质体所指涉的不同意义，以及这些意义如何在社会实践中成为现实。不同社会里的人所使用的物质体有很多是相同的，但是它们所指涉的意义时常大相径庭。

人类学家丹尼尔·米勒对可口可乐的评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到处都有可口可乐，但在每一个地方，它的含义都有些微的不同。这种不同不是由物质性带来的，而是由特定社会实践中指意的不同方式导致的。这种饮料的物质性始终与意义交织在一起。”

可口可乐喜欢将自己包装成超越“一种含糖汽水”的存在，“喝可乐”就等于是获得了进入美国式地球村的通行证。最著名的佐证莫过于可口可乐公司在1971年投放的电视广告。广告中，200个年轻人聚集在山顶看日出，每一个人都穿着富有特色的民族服装，他们手持可口可乐，跟着乐队一起高声唱：

我要为世界买一座房子并用爱装饰它

种苹果树，养蜜蜂，放飞雪白的信鸽

我要让世界以最美妙的和弦歌唱

我要为世界买一瓶可口可乐并始终与之相伴

这就是最真实的快乐

或许这是一张带你进入天堂般的美国式地球村的热情洋溢的邀请函，但这绝不是可口可乐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唯一含义。

例如，在中国，可口可乐有时是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象征，有时代表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承诺，有时甚至只是一种调制感冒药的原料（通常是与生姜一起煮）。这种饮料或许只有一种物质形态，但它所指称的意义取决于其在特定社会实践中所处的位置（例如，谁在什么地方买了这瓶可乐）。

当然，可口可乐标志性的瓶子与商品名称的字体为全球范围内的大众所熟知，但若要真正理解这种饮料的全球地位，我们就不能局限于物质性，而要将其视为文化的对象，即由社会实践催生的物质性与意义的复杂混合体。

另一个皇家永利物质性与不同意义如何交织的例子是圣诞节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在中国这样一个无神论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过圣诞节。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或无神论逐渐失去了市场。圣诞节在中国几乎完全不具备宗教含义。新型购物中心对圣诞节进行了吸收和改造，使之完全变成了促销商品和刺激消费的手段。

圣诞节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具有相似的物质形态，但其指涉的意义以及这些意义组织社会实践的方式截然不同。

文化让世界有意义。文化的重要性就体现为它能够帮助我们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文化的这一含义并不否认物质性的存在，但我们要认识到物质性本身是沉默的，无法自我彰显意义，其意义只能通过人类的能动性获得，且始终与权力关系纠缠不清。

尽管物质性会对事物指意的方式进行赋权和限制，但文化并非纯粹物质性的私产，而始终是意义、物质性和社会实践的复杂混合体。同一事物在不同语境和社会实践中会拥有不同的意义。换言之，文化绝不仅仅等同于沉默的物质性；文化始终是社会的、物质的和符号的。

因此，原本属于西方文化的圣诞节进入中国后，也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反而是部分地被中国文化“改变”了。在中国，对于不信教的人们来说，圣诞节主要是一个休闲娱乐和祝福许愿的契机，圣诞节的西方文化内涵大部分已经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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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子水 黄泓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

作 者：（英）约翰·斯道雷 著

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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