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8年8月14日

地 点：西安石油大学

人 物：张绍槐

访谈人：向发全

照 像：陈建

文稿撰写：向发全

文稿审核：姚明淑

 

在“西南”工作的总体情况

记者：张院长您好！今年是西南石油大学建校60周年，学校正在开展《西南石油大学史》的编写和老领导老专家的专访活动。您在皇家永利工作26年，从普通教师、系助理、系主任到西南石油学院院长，为学校做了大量工作，在您调往西安石油学院的时候，学校已经有了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一所一般院校，这非常了不起。我们今天专程来拜访您，是想和您聊聊您过去的工作，让我们把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记录下来，以激励西南石大人为建设世界一流学科而努力奋斗。

张：为庆祝建校60周年，学校做了很多准备，要出版《西南石油大学史》和《石大记忆·甲子春秋》两本书，重建校史馆，都是大事，很有意义。我从1964年10月到1990年11月在西南石油大学工作了26年，其中文革被耽误10年。2006年到2012年，应罗院士邀请、杜校长安排，以国家重点实验室客座教授的身份回学校工作几年，每年有6到7个月住在学校，做了些事，主要是参加一些工作会议，做研究项目，比如智能钻井，与长庆油田、海隆石油公司的产学研合作，指导研究生答辩、参加重点实验室评估等等。2004年10月，世界石油大会首届青年论坛在北京召开，聘我为特约专家，在咱们“西南”和“西安”组织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写论文，我跑了几次“西南”，找了20多个人，一个一个地谈，帮他们改，论文送到北京全部选上了，他们中只有一个教师，还有几个本科生，其余都是研究生，都到北京参加了会议。我在西南石油大学工作的总体情况就是这样。

从系助理到系主任

记者：1964年您调来的时候就担任了钻采系助理，1979年担任开发系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请您先谈谈这段时间的工作。

张：1964年调来的时候，我担任系助理，我们在南充校区地质楼办公，没有研究生，也没有科研，全校的本科生有1900多人，主要工作就是本科教学，反复修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试讲、听课、建教学实验室等。1965年全国高校大搞样板课，现在叫公开示范课，我讲“取芯钻井”，50分钟的课，准备了很长时间。8月份到北京参加石油部组织的讲课比赛，我和迟瑛琳、李光耀、潘建泉的课被评为样板课，那次评了20个人，我们就占了4个。

1966年初，我带了几百名学生到川中、川南参加石油会战，跑了几十个井队。不久文革爆发，我于6月10日奉命带学生回校。当时钻采系很乱，系党总支研究决定6月15日下午4点半在地质楼后面的广场召开一次全系大会，由郝守发总支书记、李传汤和我3人主持。我讲到一半，就有人喊“打倒郝守发，打倒张绍槐，打倒李传汤”，举起事先准备好的标语和条幅，接着这些人就带着队伍直奔露天会场，我们只好跟着去，他们在台上呼口号、讲话。学校领导很快就知道了，都来到会场，党委书记何千里在会上也讲了话，一直开到夜里12点多，大家都没有吃晚饭。这就是学校的“6.15”事件。第二天第三天又爆发了机械系“6.16”事件，地质系“6.17”事件，没法上课了。文革中我挨了不少批斗，说我是“小走资派”，我很不服气，问凭什么说我是“小走资派”？学生说：“我看了你档案，你调来之前，西安石油学院正准备提拔你当系副主任。这一条你够格了。”因为我经常和学生踢足球，跟他们关系好，所以悄悄把情况告诉我，说“你明白就行了，说出去我就麻烦了”。以后每次斗何千里，都把我拉去陪斗，让我头戴撮箕，敲着锣在校园游街。这些事儿简单提一下就行了。

记者：1972年工农兵学员入学，中断5年之久的教学工作由此恢复；1977年又恢复了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那时学院很需要老师，但您却和赵国珍老师被借调到北京，后来学院党委专门发函给石油部，希望你们尽快回来。事情的原委是怎样的？

张：文革后期，我给工农兵学员上钻井专业课并兼钻井73级班主任。1975年，石油化学工业部把我借调到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研究院刚刚成立，从油田和高校抽了些人去，油田的人是直接调，学校的人是借调，就是先借后调。1976年10月，在康世恩副总理和石化部几位部长的支持下，石化部开展高压喷射钻井、优质泥浆、新型钻头三大技术革命，并在华北油田举办教导队。因为我当时在石油情报所出版的专刊上发表了很多钻井方面的译文，就直接指定我担任高压喷射钻井的主讲人，对全国钻井技术干部进行了14期培训，来自各油田的几百名井队技术员和上级的钻井工程师轮流参加。除了讲课，我还到井队轮流指导，推广喷射钻井。1978年2月12号，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消息《石化部在华北石油会战前线推广钻井新工艺》，说“这对提高钻井速度，加快石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78年5、6月，应石油部（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撤销石油化学工业部，分别设立石油工业部和化学工业部——编者注）副部长焦力人和石油工业出版社的要求，我撰写了《高压喷射钻井》，这本书是钻井三大技术丛书之一，1978年11月出版。

在华北油田生活非常艰苦，粮食是定量供应，我定量20斤，根本吃不饱。因父母在天津，每次回去都要拿点父母省下来的粮票，油田的工程师也凑了点粮票接济我，才算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在华北油田讲课，让西南石油学院出了名，以后凡是西南石油学院的老师、学生去，都非常受欢迎。

当时恰逢文革后学校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教学质量上来，要求有经验的老教师上教学一线，并且带培新教师，开发系工作压力很大，一再向学校要人。在华北油田期间，我和赵国珍被提升为副教授（一起评上副教授的还有郝俊芳、林平一、葛家理），我们都不知道，是回去后才知道的。学校很需要我们，就发函给石油部要我们回来。1979年3月，教导队的工作结束后我就和赵国珍先后回到学校。1979年6月我担任开发系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系里事情多，我和葛家理、李士伦三位系领导每天都要到办公室坐班，处理行政事务，没时间抓业务工作。后来我们试行轮流坐班，一周一换，其他两人把时间腾出来抓业务。我们都是“双肩挑”干部，既要做行政工作，还要搞业务工作。后来学院党委知道了，说你们作为系领导，不能放松教学，我说肯定不会影响教学。学院认为我们的做法挺好，就支持我们这样搞，后来别的系也学我们的做法。

在院长接待日接待学生

出国访问让我大开眼界

记者：1981年您首次出国访问，一去就是半年，后来又出国几次，让您大开眼界，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比如率先在全国举办海洋石油工程专业。请谈谈具体情况。

张：1980年底，我突然被叫到石油部，不知道去做啥。到了之后，教育司通知我去外事司，也没说去做啥。外事司头号翻译要考我的英文，他从书架上随意取一本英文书，随手翻了一页，叫我念，念完后又问我中文含义是什么。接着要我用英文作自我介绍，然后他用英文提问我用英文回答，最后是两个人用英文自由交谈。过了两天，教育司告诉我：英国BP石油公司为了和我们搞好关系，想在中国搞点业务，请石油部派5名钻井专家到BP公司考察、培训，全部费用由他们承担，石油部当然很欢迎。这5个人从哪找呢？从油田选了一批高工、总工到北京培训了几个月的英文，只有4个人达到要求，还差一个人，所以临时抓差把我叫去了，事先也没有通知我作任何准备，一番考查下来，认为我还可以，并且要我当团长，然后把我扣在北京不让回去，进行出国前的准备，包括外事培训、制作服装、自学英文，教我们怎么吃西餐等等，这一套做完了才回学校。当时我正好50岁，正犯“50肩”，痛得没撤，看了中医又看西医，每天甩胳膊，一个多月基本上好了。从1981年5月1号到10月1号，到英国BP公司考察几个月，他们主要从事海洋钻井，我们学了很多新东西。1983年我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第十一届世界石油大会，1987年参加了在休斯敦举行的第十二届世界石油大会，在休斯敦见到了很多咱们学校的校友，我用了半天时间和他们交流。1990年为执行完井中心项目又去了美国和加拿大。这四次出国，让我大开眼界，对开发系的建设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计划，总的来说，就是怎么让开发系进入现代化，比如，怎么进行教材建设，更新教学内容，怎么提高教学水平等等，同时也让我产生了筹办海洋工程系的想法。

10月份考察结束回来，石油部外事司的人说，把张绍槐调到北京搞海洋钻井。部里面的意见不一致，司局级的意见也不一样，教育司坚决不放，最后管教育的副部长黄凯说：“母鸡不能杀，他是教师，他学了东西回来要去搞教学，要培养人，不能调北京。”我巴不得调到石油部去，当时看不到学校后来这些发展。回学校后就想，在英国学了海洋，为啥我们不搞海洋呢？一天晚上在地质楼阶梯教室给师生们讲了BP的情况、现代化的海洋石油是什么样子的等等，教室挤得满满的。我就想在学校办一个海洋石油工程学科。经过汇报、准备、申请，1987年石油部教育司批准我们在开发系办海洋石油工程专业，我们是国内第一个办海洋石油专业的，后来成立海洋石油工程系，我兼任系主任，现在海洋石油总公司有许多人都是西南石油大学的校友。

在第十一届世界石油大会担任钻井分论坛第一副主席

再补充一点，1983年我参加在伦敦举行的第十一届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大陆是第一次派代表团参加，以前是台湾占了这个席位。因为我曾在英国BP公司培训考察了半年，所以让我担任钻井分论坛的第一副主席，事先也没有通知我做准备，突然寄来三四十篇文章，要从中选5篇出来在会上交流。钻井分论坛的主席是美国人哈默特，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要我帮他张罗张罗，我说OK。这事好难啰，这些稿子都是高水平的，给我的时间也有限。我提前到了伦敦，结果主席没来，秘书可着急了，说你是第一副主席，请你主持会议。那个会是下午1点钟开，他老兄上午11点多才到。秘书又说，主席来了，请你做准备工作，他主持会议。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作者都召集起来了，并且告诉他们这个会怎么怎么开。第二副主席是法国人，他的英文还不如我。有一个罗马尼亚的代表，他的文章是皇家永利深井钻井的，因为当时我们和罗马尼亚关系不错，我们恢复世界石油大会代表资格，罗马尼亚出了大力。这个代表叫塔杜，是个博士，我把他单独约请出来，说了他的文章优点，指出了三个问题，请他把这三个问题再好好准备一下，也把我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告诉他了。他很感谢。会上他第一个作报告，报告完了，主席说Mr. Zhang请提问，我就把给他交了底的三个问题随便选了一个，请他回答，回答得很圆满，主席又说Mr. Zhang请请继续，我又挑了一个问他，回答得也很圆满。到了第二个、第三个，主席也进入状态了。会开了两个小时，主席拉着我的手说这个会开得挺好，后来我们一直保持很好的联系。回来以后，我给师生报告了会议情况，教室也挤得满满的。

1980年，学校5个研究室成为部级研究室；1981年，油气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石油机械工程成为首批硕士点，开发系逐步成为学校的排头兵、领头羊，在校内外扩大了声誉和影响。这都是“思想更新+实干精神、勇于实践、敢于创新”的结果。

为硕士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

全国钻井界为我们“点赞”

记者：您的主要研究方向是钻井，特别是喷射钻井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后来国外搞喷射钻井也用你们的方法和公式。为了这项研究，您吃了很多苦，详细情况是怎样的？

张：国外60年代就开始搞喷射钻井，我国是在文革后才开始搞的。喷射钻井主要是研究如何提高钻头喷嘴出口的射流水力功率，增强对井底岩屑的清除能力；改用压力更高的泥浆泵；在钻井循环管路中通过水力计算，优选排量、优化循环管路、优选钻头及喷嘴数目、大小等等问题。

张绍槐（前排中）和他的科研团队

从华北油田回来后，我马上搞喷射钻井科研项目，选择了关键课题：井底流场和射流水力功率。搞这项研究必须建立实验室和试验台架。1979年底，我正好在北京，得知石油部有一台泥浆泵还没有分下去，10万块钱。钻井司司长李克向是我同班同学，他说你最好把这台泵要回去，你不要就给油田了。当时打电话不方便，来不及请示学校，我脑子也简单，就自己决定“抢”这一台泵，不仅是科研需要，带研究生也需要。12月底，泵托运到了德阳火车站，通知去拉泵和交款。这时我才给学校汇报，这下可惹了一个大祸。党委先找我个别谈话，后来又集体谈话，管财务的副院长在会上大发脾气，说现在学校就剩这10万元，是年底教职工的工资和奖金，你捅了这么个大窟窿怎么填？我承认了错误，表示以后改正。那天我带了一包香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抽了大半包。他们叫我出去一会儿又把我叫进去，说你也是为了工作，就是组织观念不强，事先不请示、不汇报，这个那个的，说了很多。又说，我们集体研究决定不给你行政处分，但要扣发你的一个月工资，不然别人今后也这么做咋办呢？后来给石油部报告说买泵的这笔钱就缓交，教育司也帮着说好话。我一个月收入82块5，上有老、下有小，每个月都要给双方父母寄钱，全家老小都指望这点工资过日子，每个月量入为出，生活一下子受影响，只好借钱度日。赵国珍问我“生活怎么办，能挺得过去吗”，我硬着头皮回答“谢谢关心，我自己想办法”。那时石油情报所老让我翻译文章，我就抓紧时间翻译几篇文章挣点稿费，文章要发出来以后才能拿到稿费的，过了半年才缓过气来。

在技术鉴定会汇报研究成果

有了泵，还要建实验室，要修房子，不可能再向学院要钱了。当时是四川石油管理局局长杨型亮兼任西南石油学院院长。我就找他，他马上决定由四川石油局给我们10万元。这下课题组可高兴了，马上设计施工，安装设备，实验室建在南充校区校门口那个地方。1980年12月，中国石油学会在昆明举行学术年会，我在会上发表了第一篇喷射钻井论文，得到与会同行高度评价，有人说“过去钻井是靠力气打井，没有什么理论研究，张绍槐的论文给钻井同行很好的启发，带了好头，以后搞钻井都得搞研究”。按现在的话说，全国钻井界都为我们“点赞”。回来后，我给学院做了汇报，并加快了实验室建设，大概又花了三四个月就把实验室完全建起来了，我们利用模拟的玻璃井筒做全尺寸的喷射钻井实验。1986年国际石油工程师协会（简称SPE）在北京召开会议，我在会上用英文宣读了论文，SPE的专家说，这篇论文好，把我的论文收入论文集，编号14851，这是我国喷射钻井研究方面的第一篇SPE论文，1988年JPT杂志全文刊载。喷射钻井实验室也为我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姚采银完成博士论文创造了条件。会议之后，我们又做了好几年的实验，改变了1960年以来美国肯达尔的结论，因为他们的研究是计算喷嘴出口处的水功率，在这之前，全世界都用他的理论和公式，我们提出的方法是计算射流到井底岩石表面的水功率，比他先进，计算方法、公式全部是新的。不仅我们国家，后来国外也开始用我们的理论和公式，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新的。喷射钻井研究成果为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出了力。

1984年出席石油高校教学工作会议的西南石油学院代表

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个伪命题

记者：皇家永利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那时还存在争论，而您一再坚持大学要搞科研，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张：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个伪命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并不存在，这二者的关系本来是很清楚的。但在一般高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认识不一。1984年石油部教育司在河北承德召开石油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会议由陈鸿璠司长主持。我们学校由我带队参加，教务处和各系教学负责人都去了。开幕头天的晚饭时间，陈司长对我说：“吃了饭我们出去遛弯，我有话对你讲。”吃完了晚饭，我们边散步边聊。陈司长说，有人反映你没有全心全意抓教学，对科研投入了不少时间精力，“你是教学副院长，你是怎么想的”。我汇报了实际情况，说：“教学科研不矛盾，不是相互影响，而是相互促进。高校怎能不搞科研呢？这些问题在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早就不是问题了，你也是清华校友还不了解吗。我们学校现在科研刚刚起步，以后还要多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科研搞好了，对培养人才是有好处的，我可以在教学上多投入一些精力。”我们争论了一个晚上，都没有说服对方，各自保留意见。不久，陈司长到南充与张永一书记又讲了这事。他走后永一书记问我，你和陈司长在承德都谈了些啥，我如实相告。永一也把陈司长和他谈话的情况告诉了我，我们相对大笑，在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上，我俩的看法是一致的。后来，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永一书记有针对性地说：“一个人有两个拳头，为什么只能打教学一只拳头呢？另一个拳头也要打出去，另一个拳头就是科研；高校不能放松教学，也不能轻视科研。要两个拳头都打出去。”永一书记的“两个拳头论”为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定了调。以后我们在会上会下就宣讲“两个拳头”战略，在教学上精雕细刻，像样板课那样，坚持试讲、听课制度；同时要创造条件搞点科研，这为学校“教学型——教学研究型——研究教学型”的发展路子定了基调。这样培养的学生就不是“读死书”，而是知道科技进步的方向和方法。现在，石油钻井已经从科学钻井阶段发展到了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钻井阶段，采油、地质、机械等工程也进入自动化阶段，这些都要好好研究，我们要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可现在的本科专业教材在这些问题上，既有错误又轻描淡写。最近石工院约皇家永利庆期间回校给学生作一次报告，我要特别强调这个科技进步问题。

担任西南石油学院院长时期的张绍槐

三项工程精神值得总结

记者：1983年学院党委提出“翻番升位”的目标，这个目标的形成过程很多教职工都不太清楚，学校为实现这个目标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的一些细节也只有很少人知道，请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张：这个问题提得好。1983年学校提出“全院一心、立志改革、确保翻番、力争升位”，简称“翻番升位”，党委讨论了很多次。当时的党委书记是赵国珍，他问我：“这几个字到底该怎么说呀？”我们就反复琢磨，“翻番升位”的提法最后是由党委书记赵国珍、院长张永一定下来的。这16个字是有针对性的。文革给学院留下一个烂摊子，实验室几乎全毁了，教师流失，制度也不全，老制度不合用，新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教学与科研的关系等一些问题上全校的看法并不一致，学校的奋斗目标到底是什么，也不是很明确，学生称我们是“稀烂石油学院”等等，这都是需要作出回答、需要解决的问题。“翻番升位”目标提出来以后，我们就在全院宣讲，统一认识。所谓翻番，是指学生人数、教师队伍、开课门类、科研项目、实验设备、校舍面积六个方面成倍增长，比较好办；升位是指在办学规模、办学层次、专业质量、学科建设、科研成果、国际交流六个方面有大幅度提升，这个很难。我们的措施是加强改革开放，抢抓发展机遇。

世界银行代表团来校考察

机遇一：迎接世界银行考察。石油部把参加世界银行的评审作为一项任务下达给石油高校，要求各校做好准备。1986年我担任院长，学院党委决定由我任组长，组织迎接世界银行评估。我首先抓校园环境建设，改变“稀烂石油学院”面貌，发动学生配合施工队修建“龙井湖路”等，为的是给外国专家一个好的印象。然后整顿实验室，要求凡是世界银行代表考察的实验室，一律使用英文汇报，不得使用翻译，汇报内容要反复打磨。大家准备好了以后，我带队对每个实验室进行检查、验收。我还亲自准备英文的汇报材料，请彭克踪和外语教师协助。当时是用投影仪汇报，我试讲了两次，花了不少时间做准备。世界银行专家在石油部教育司、外事司的陪同下进校考察，听了汇报后对皇家永利表示满意。后来了解到，只有我们是用全英文汇报，没有请翻译。这次考察，我们在石油高校中排在前面，对皇家永利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完井中心等起了很大作用。

机遇二：申报国家重点实验室。那时在石油高校中我们是老三，因为石油部下文件，每次都把我们排在第三个，我们戏称“油老三”，这是要整体升位和重点突破的地方。在成都开会时我们遇到成都地质学院领导罗挚潭、张卓元，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不能老是当老三”，他们在几所地质学院中也排“老三”。通过两校的调查研究，又到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了解情况，得知全国重点高校已经和正在申请办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还了解了大致的标准。与成都地质学院多次共同磋商后，认为“石油是我们的优势，两校的强项是地质与钻井开发”，之后两校决定联合申报“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申请报告修改了很多次，发生了我一个月“三进京城”的事情。当时电话不便，还没有E-mail，必须亲自到北京去交材料做汇报。飞机票很贵而且很难买到又不安全，从南充到北京要先到广安县前锋火车站坐重庆到北京的过路车，路上走2天时间。有时走得很急，来不及买火车票，就买张站台票挤上火车，上了车再补票。葛家理曾给我支了一招，说如果上不了车，就请车上的乘客在上面拉，请下面的人托屁股爬进车厢，我还真干过一次，有时要站一半的路程才遇到空座位。“三进京城”和修改报告，包括和成都地质学院多次会稿花费的精力时间无法估计。我们这个实验室参加汇报的是6个人，每校3人，我们学校是我和洪庆玉、孙良田。汇报的具体时间地点记不清了。规定汇报半小时，回答问题半小时，主要汇报实验室建设目标、功能、特点、研究基础和建设措施等。当时没有多媒体，会场也没有投影仪。汇报的内容多，时间又很紧，为了取得好的效果，我们事先在石油部招待所写了六七张大字报，是洪庆玉写的，他毛笔字写得好。评审组长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钱教授，很有名气。汇报的时候由我讲，洪庆玉双手举着大字报给评委看，汇报完了回答问题。在规定的时间内，我们该讲的全讲了，该回答的都回答了，完了以后我们就非常焦急地等结果，等了又等，终于接到“通过评审”的通知，要求我们对评委提出的问题限期整改上报。正式批下来后，我兼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直到1990年调离，我是第一任主任。

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举行油井完井技术中心最终评估会

机遇三：争取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援建油井完井技术中心。有机遇也有“抢”机遇的问题。开始我是在石油部外事司、开发司、钻井司、科技司得知UNDP要在石油部援建4-5个技术中心，其中就有完井中心，可能还有压裂中心、EOR中心等。党委决定动手“抢”，指定我具体负责。我马上到北京活动，访问了石油部外事司、教育司、开发司、钻井司等，得知有两三家单位都在“抢”完井中心，我院是其中一个。熟人告诉我，赶快递交申请报告。当时我们完井基础的老本就是国家863“七五”项目“保护油层防止污染的钻井完井技术”，上面要求我们写申请报告时要说明扩展研究完井的新方法等。申请报告修改多次才交上去，最后我们接到通知，西南石油学院排在第一。

接着就是UNDP派专家进校实地考察。派来的专家是Ostrander先生，大高个子，派头也很大，他带来了满满的两箱书和资料。我用英文汇报，说为什么要办完井中心、怎么办、主要工作内容、现在的基本条件和实验室、师资、在手的科研项目等。与会的人很多，Ostrander先生边听边问，他提出完井中心有24条任务并拿出他带来的书，一条一条地说明理由。我们认为24条任务多了一些，有的难了点，怕完不成，于是“讨价还价”，开了两天会，经过合并和删减最后定为18条：（1）储集层岩石学、岩相学等地质学的研究；（2）储集层特性、油气藏研究；（3）生产试井（含完井测试、投产测试）；（4）钻柱测试（DST）；（5）固井作业和补救注水泥作业；（6）完井和再次完井设计和计划；（7）井底结构的选择、设计和完井装置设计；（8）射孔配套技术；（9）钻井液、完井液、再次完井液、修井液等6种工作液；（10）防止地层损害机理研究及评价标准与方法；（11）测井作业（含裸眼和套管内测井）；（12）生产（开发）测井；（13）油井诊断与分析（含用人工智能、专家系统进行诊断分析）；（14）防砂及各种井底结构-井底装置；（15）油井处理（包括增产及生产处理）；（16）控制腐蚀与结垢；（17）作业的经济评价；（18）油气藏工程研究。

我赶紧写正式报告上报石油部，经石油部审查同意后，由外事司、科技司（经科技部）把报告送给UNDP，UNDP批准了我们的报告并由石油部通知皇家永利。就这样，我们争取到了油井完井技术中心项目，我兼中心第一任主任，也是创业主任。UNDP给了180—200万美元的援助，派道本博士担任首席顾问。道本博士每年都来并带专家来讲课和咨询。专家Sinha讲到液体套管（fluid casing）是新概念，后来罗平亚院士发展为屏蔽暂堵技术并在全国推广应用。UNDP要学校派两个访问团到UNDP办理拨款手续并在美国、加拿大参观访问购买设备。学校派我和张宁生、罗兆丰、赵碧华、沈明道5人到美国、加拿大访问共37天，访问了几十家公司、油田、高校，买回来一台钻井模拟器。我们回国后，学校又派罗平亚、潘迎德、赵敏、何更甦、陈福宣5人到欧洲访问，收获都很大，知道了完井中心该怎么搞。那时要盖完井中心楼，学院没有宽敞平地，后来选择在机械楼南边的悬崖处建设。

机遇四：争取加拿大政府援建的中-加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培训中心。我们先从石油部得到加拿大政府要在中国援建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培训中心消息，党委决定要“力争这个项目”，我们提出的理由是要以这个中心来支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完井中心，石油部的答复是不仅要为本校服务，还要面向全国开展培训，党委决定把这个任务承担下来。随后加拿大政府马上派了代表团来南充考察，具体是由副院长李士伦负责与加拿大代表团会谈。会谈之后，很快就定了，加拿大政府援助了学校800多万加元。

国家重点实验室、油井完井技术中心、中-加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培训中心这三项工程的是西南石油大学的大事。事后，中国石油大学校长张一伟大为惊讶和羡慕，对我说：“你这小鬼实在不客气，都被你们抢去了。”现在回头看，我们的三项工程有这么几点精神值得总结，一是积极进取精神，要不安现状，不甘人后，抢占机遇；二是团结拼搏精神，全院上下要拧成一股绳，集中力量办大事；三是改革开放精神，目光要瞄准世界，向先进国家学习，与发达国家比拼。

张永一（左）与张绍槐（右）

我只是尽力完成了党委交给我的任务

记者：您当院长的时候，张永一是党委书记，整个院领导班子非常团结和谐，请介绍一下当时的领导班子。

张：从1983年我进入院领导班子到1990年我离开西南石油学院的时候，学院领导班子有几次调整。按照中央提出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学院通过民主推荐、组织考察、党委集体研究，上级审批等程序进行班子调整。1983年，上级任命赵国珍担任党委书记，曹开胜担任副书记，张永一担任院长，我和葛家理担任副院长，这都是新任命的，加上早先任命的副院长崔汝梁，这届班子是六个人。1986年，赵国珍到北京任职，上级任命张永一担任党委书记，我担任院长，李士伦、林维澄担任副院长，再后来，又先后任命罗平亚、张斌担任副院长。1989年张永一到北京任职，上级任命曹开胜担任党委书记。我与他们都一起共过事，共同管理西南石油学院。我们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凡是学院的发展目标、重大决策都是党委集体研究决定，我作为具体分管业务的院领导，就是执行党委的决定决议，前面提到的几项工程，就是落实党委决定的结果，我只是尽力去完成党委交给我的任务。党委作出的决定，得有人去干哪，身为院长，就是要带头抓、带头干，带头落实，要冲在最前头。我们班子互相支持，按四川话的说法，永一书记和我两个人扣得起手，特别是永一书记，他给了我很多力量，让我放手去干。如果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我们都互相提醒，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可以说是推心置腹。对于领导干部和群众的批评意见，我们都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非常顺心，合作非常愉快，所以那时办成了很多大事。还有件事想给你们说一下，是永一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那年我妻子在重庆被诊断出下肢骨癌，需要截肢，我已经签字了，就等待做手术。永一知道后，马上赶到重庆看望我妻子，说你还年轻，腿锯掉了，后半辈子就得坐轮椅。他建议我们转到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是他们的重点学科，即使截了肢，做假肢也是他们的强项。后来就转到积水潭医院，经重新诊断，确诊不是骨癌，而是滑膜炎，保住了我妻子的一条腿。在咱们“西南”，有一个传统，就是“上下齐心，全院一心”，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传统要保留下来。

张绍槐早期的部分著作

对学校的几点建议

记者：2017年，西南石油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请您对学校今后的发展提点建议吧。

张：要发扬全院一心精神和三项工程精神，加速一流学科建设，我认为有以下几点，第一，学校要有顶层设计和统一目标；第二，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第三，全面提高学校各方面水平，达到国家“双一流”标准关键是带头人、师资、实验室建设；第四，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改革、扩大开放，发挥优势、抢占机遇。

【人物简介】 张绍槐，江西九江人，1931年1月出生，195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石油工业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陕西省优秀共产党员专家、三秦专家。曾在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西南石油学院、西安石油学院任教共46年，并在后两校任院长9年多。1986年主持创建“油气田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学科，1987年主持创建“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1988年组建了“油井完井技术中心”并于1989年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援建，1991年在西安石油大学创建钻井信息应用技术中心，1993年创建钻井工程部级重点学科，上述几个项目他都是学术带头人和奠基人。1994-1996年主持的国家“‘863’高技术研究项目油气开发智能信息综合集成系统”成绩突出，1996年获国家科委颁发的“863”十周年先进个人科技奖。主持的“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保护油层防止污染的钻井完井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并获国家和部级奖。在喷射钻井水力能量最优分配理论及井底流场研究方面取得突破获省部级奖。撰写了《喷射钻井理论与计算》《高压喷射钻井》《现代钻井技术》三本著作，主编了《保护储集层技术》、《汉英英汉科技检索词典》两书。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撰写人之一。发表了近百篇科学论文，共约400多万字译著。主持和参加40多项科研项目，其中获国家和省部级奖10项。培养了40多名博士硕士研究生。任世界石油大会组织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1983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十一届世界石油大会上担任钻井论坛第一副主席，是中国人第一次担任此职。1993年代表中国国家委员会出席了在墨西哥举行的第65次世界石油大会科学规划委员会会议。1994年带队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第十九届世界燃料气体大会。还参加了第十二届（在美国）、第十三届（在阿根廷）、第十五届（在北京）世界石油大会。参加重大国际学术会议共计20余次，宣读与发表论文8篇。主要社会职务有中国石油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石油教育学会理事兼高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工程委员会委员、陕西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石油钻采工艺》与《石油钻探技术》等期刊编委。

1996年退休之后，2001年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导向钻井研究所，承担了国家“863”重点项目“旋转导向钻井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复杂条件下钻井技术基础研究”。2018年出版了《石油钻井完井文集》，即将出版《井筒完整性的标准、理论与应用管理》专著。

本文已由张绍槐教授亲自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