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7年5月31日
地 点：校史馆接待室
人 物：洪庆玉教授
访谈人：陈 建
影 像：曹 刚 张魁武
文字整理：肖 玉
文稿撰写：陈 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陈：洪老师，学校档案馆目前正在开展“石大记忆”项目的采访工作，推出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想抢救学校的文化记忆，留下石大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记忆，作为我们石大历史的一部分，将在档案馆永久保存。
?从东北到西南
陈：洪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洪：谢谢。我耳朵不好。
陈：1958年您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勘探系，并且，上大学前您就已经是鞍山市政府的科级干部了，请讲讲您从东北到西南的故事。
洪：我们那时候一切都听从党的安排，让到哪去到哪去。毕业分配时，本来长春地质学院是要留我任教，这时成都地质学院新成立，想要我过去，开始学校不放，最后还是放了。到四川人事局报到时，人事局说不能到成都地质学院去，只能到四川石油学院，这个学校新成立，那里缺教师。于是我先在皇家永利人事局待了几天，然后买票坐两天火车到石桥，再到南充。到了以后没校舍，就在7795部队营房住。赵正中夫妻俩和我们夫妻俩分到一个屋，屋子中间用竹篱笆作隔断，这算是两个家了，一开始就这么个情况。那时，我是调干，在地质学院读书的时候就相当于科级干部，工资32.5元。到石油学院来，比别人高一级算，其他人刚来是42.5元，我是51.5元，还算是高工资。
陈：当时学校这么偏僻，条件这么差，您后悔过吗？
洪：那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和现在年轻人想的不一样，没那么多想法。那时系领导是符义（支部书记），后来高世钧当系主任，地质、钻井、采油都在一起。我很快就下到龙女寺，到井场带队实习了3个月，住工棚。那时候很艰苦，不止我一个人，绝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情况，因为党需要，工作需要。刚来的时候教师少，58级学生都到校了，要上课没教师，不管什么课，让谁上课谁就去。晴天劳动，修路、打地基；下雨天上课，晚上备课。虽然很艰苦，但我们没怨言，也没多余的想法。从来没后悔过。
求学生涯
洪庆玉教授在地球化学、沉积学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观点。比如：1956年，在大二的时候，他就通过自学导出地质理论的重要公式——晶格能计算公式；发表在1958年《地质论评》的论文《论岩浆岩风化期长短的地球化学》，被该杂志社评价为：该论文敢于提出与苏联著名地球化学家费尔斯曼不同的观点，具有独创性；他在“我国几个地区震旦纪重力流沉积物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敢于向传统的“冰碛层”说挑战，提出了不同大众的个人见解。
陈：请您给我们谈谈您的科研兴趣，并且您为什么敢于不断挑战权威？
洪：这个需要回顾一下，我父母生了4个孩子，我是老幺，唯一的男孩。我家是贫农，很穷，读书不容易。我3个姐姐都没读书，就供我一人读书，所以我知道读书的可贵。鞍山是1948年年底解放的，当时我就参加了革命，当文书，并且第二年就入团了。1949年8月我考到鞍山干部学校参军，训练了半年多，边工作边学习，我很喜欢学习。刚解放的干部很缺乏，文化程度低，我当了夜校老师，一边工作，一边业余性质地教书，一直教到1954年。后来经组织推荐，我考进了长春地质学院。那时的口号是培养红色工程师，我年纪小，但要想做红色工程师，一定要好好学习。那年地质专业成立了调干班，有40多人，我任班长。逢年过节，班里组织集体跳舞，我不会，年轻人喜欢跳舞唱歌，而我到现在都不会跳舞。但我干活可以，打扫卫生，包饺子之类都干得很好。
上长春地质学院的第二年（1955年），我写了一篇歌颂祖国的长诗，学校的学报（相当于地区的报纸）登在了头一版，奖励了我5块钱，我用它买了一本《地球化学》，这本书我越看越有兴趣，完全被迷住了。长春地质学院勘探系主任姓叶，是留美教授，教我们《岩石学》。他讲课很注意启发学生思维，他在课堂上讲：“先形成的高温矿化物为什么特别容易风化，后形成的低温矿化物反而不容易风化，地质界现在还没解决这个问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建立起了对地质、岩石的兴趣，也有了想要探究地质、岩石中的奥秘的强烈好奇心。可以说是《地球化学》这本书和老师的启发式教学激发了我的研究地质和岩石的兴趣，同时，由于自小知道了能够上学读书的不容易，养成了自己珍惜学习机会的习惯。
陈：那么您作为一名大二学生，为什么敢于挑战学术权威呢？
洪：那时我自学《地球化学》，对高温反应系列做了研究，发现苏联权威费尔斯曼院士的著作中写的和我的计算正好相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提倡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况且，费尔斯曼院士在国际地质学界都是赫赫有名的学术权威，到底是谁错了呢？我还是很慎重的。但是，我在学习了光学、电学等各方面知识后，又经过反复计算、验证，我确信我的推导是对的，费尔斯曼的观点是错误的。于是，1956年我写了一篇文章《论岩浆岩风化期长短的地球化学》，邮寄到全国性的专业杂志《地质评论》，提出了我的观点，结果被杂志社审查了2年。1958年，我已经到四川石油学院上班了，该杂志主编才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中对我进行了鼓励，同时希望我再做点别的方面的实验，更充分地验证我的观点。于是我向学校提出给我一部计算机，有了计算机计算就快多了，经过多次复查后，证明我的观点没错，我把验证结果寄回去了。由于这篇论文的影响很大，意义重大，所以直到1958年才发表。虽然《地质评论》刊登了这篇文章，但该杂志社并不相信我是个学生（论文作者写的是大二学生），还专门与长春地质学院联系了，才证明我的确是在大二学生时写的这篇论文。
大四的时候，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论内生硼矿形成的控制因素》寄到《地质评论》，到四川石油学院后才发表。硼是控制核裂变必不可少的材料之一，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也比较大。
到四川石油学院后写的文章就多了。最有趣的是，60年代困难时期，国家缺乏钾肥、磷肥，我对地球化学有一些研究，写了一篇论文《硅酸盐钾矿物风化的地球化学及其农业应用》发表在《土壤学报》，影响很大。还有一篇全国岩石学会论文影响也很大，太原山西冶金勘探队用我的观点，找了十几处铜矿和铁矿。我自己感觉，党和国家需要什么，我能做的就尽量都做，我的研究工作结合了当时国家的需要。所以，我搞科研，不是想挑战谁，就是出于兴趣和国家建设需要。当然，对明显错误的观点，我还是要指出来的，学术讨论无禁区嘛，谁对，就应该听谁的。
洪庆玉教授在科学研究中的成就令人羡慕，但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总是在思考把最新的科研成果体现在教学中，他编著的《沉积岩地质学》、《晶格能及其在地质地球化学研究上的应用》等多部教材，都是相关领域国内最早专门为教学而编写的，并且得到了叶连俊、刘宝珺等我国著名地质学家的高度评价，成为国内高校选用的教材。
我搞科研就是为了教学
陈：请您讲述一下您是怎样看待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的。
洪：在学校当老师，科研的目的一是为国家做贡献；另一个是怎么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讲给学生，必须落实到这点上才有意义，才能发扬光大。石油部组织编写的教材《沉积学》，我完成了“深水重力流”那一章，得了石油部教材建设一等奖。我搞科研就是为了教学，反过来，教学也深化了我的科研。
我的两本专著《沉积物重力流地质学》、《地能学说在地质地球化学研究中的应用》，都是在编教材的基础上写的，同时也主要是作为教材来使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叶连俊是我国地质学界的泰斗，他为这两本书作序，认为《沉积物重力流地质学》是一本高水平的重要著作，对推动和促进我国重力流沉积物的研究作出了有价值的重要贡献；对《地能学说在地质地球化学研究中的应用》这本书的评语是：说明中国地质工作者对当代地质学物质运动和能量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当时出这两本书，是我自己出钱买的书号（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万元一个书号，共4万元）。最后给我母校邮寄了50本，其它石油院校邮寄了几本，给我们学校图书馆200本。这两本书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是我一生的积累，也是我对国家和学校的最大贡献。
“三项工程”成功的关键：上下齐心、富有特色
陈：在您担任科研处处长和研究生部主任期间，皇家永利相继取得国家级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加完井中心等标志性成果，请您给我们讲述一些其中的故事。
洪：我是主要的参与者。1982年，我离开地质系到学校当科研处处长（当时叫科研生产处）。这个时候，学校已经不像刚建校时那样只是单纯搞教学了，开始向教学研究型发展，走教学、科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我们提出了教学、科研并重的思路，开始采取一些措施，积极争取和鼓励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石油部和省里的科研项目，同时大力设置学校自己的科研项目。这样起步后，国家级、省部级、厂矿协作级和学院自立项目逐渐遍布到了各个系，很快形成教学促进科研，科研促进教学的良性循环。
同时，我们的科研还与生产一线是结合起来的，很多研究项目是为了解决现场问题的，就地质方面来讲，方少仙、侯方浩老师的碳酸盐岩油气藏研究，王庭栋老师的天然气地球化学研究，我搞的沉积岩研究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这个期间，在总公司承担的国家科技攻关课题中，有四分之一的课题都有我院参与。学院取得一百多项科研成果，其中国家级和省部级76项，达到八十年代国际水平的有35项，国际先进水平的19项。那个时候，我们是有特色的。
另外我们上下齐心，想尽一切办法把学科建设搞上去。那个时候，赵国珍、张绍槐、张永一、葛家理等领导陆续来到学院，他们懂业务，眼光独到、善抓机遇。大家工作也心情愉快、干劲很大。可以说，在齐心和有特色这两点上，当时我们比西安石油学院和江汉石油学院强，也超过了石油大学。没有这两点，不可能有国家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完井中心、中加培训中心。张永一、张绍槐他们贡献很大。
我在长期的学术研究和科研工作中，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以及省高教局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在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申报工作中，对及时了解、掌握上级信息，并向上级宣传我院优势和特色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发挥了一些作用。
皇家永利研究生教育的起步：没生源、缺导师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学校发展的重要支撑。1985年，学校成立研究生部，洪庆玉教授是首任研究生部主任。
陈：请您谈谈皇家永利成立研究生部的故事。
洪：1978年国家恢复招收研究生，虽然当年我们学院就招了研究生，有13个学生，分在石油地质、油田开发和石油机械3个学科，但此后发展得比较慢。1980年，石油部批准我院钻头、泥浆、碳酸盐岩、油田开发、钻井5个研究室为部级研究室；1981年，我们的油气田开发和石油机械两个学科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1984年，我们的石油地质学科又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但这个时候全院的研究生才只有21个。为了争取学位点，支撑学科建设，1985年学校成立了研究生部，就把我调过去兼任主任。
陈：当时最难的是什么？皇家永利的研究生教育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洪：当时研究生教育和管理工作上最难的有两点：一是没生源、二是够导师资格的教师少。要把研究生教育搞起来，很不容易。
学校的发展要求尽快把研究生规模提上去。学校当时有个“六五”、“七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到1990年使在校研究生达到300人。但那时全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还比较小，我们学校也不太出名，因此报考皇家永利的少，生源问题很大。逼得没办法，我就到处跑、抢生源。由于我和其他院校在研究生教育方面联系很广，我就跑到各个院校去抢学生，每年报考前，我都要到大庆石油学院、北京石油学院、成都地质学院、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上门找生源。同时，打破常规，发现有潜质的好苗子，也想方设法招进来，像现在石油工程学院的一名教授就是这样招进来的，虽然他当时没拿到本科学位，但是考分高啊。就这样拼命努力，研究生的规模也慢慢发展起来了。
但另外一个难题又摆在面前了，研究生招进来了，导师又不够了。按国务院学位办规定，只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老师才具有指导硕士研究生的资格，但当时学校符合条件的老师很少，如地质系只有我一个副教授。我又打破常规，设立了副导师，就是让还没有获得副教授职称，但已经具备指导研究生能力的教师也可以带研究生，如方少仙等老师当时还不是副教授，也以副导师的名义带研究生了。可以说，对于研究生教育的起步，我是绞尽了脑汁。
到1991年，学院已有七个硕士点、三个博士点。有23个教授，152个副教授，其中博士生导师7人，副博士生导师9人。为大力发展皇家永利研究生教育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但后来出现了导师不管学生的现象，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带的研究生太多造成的。一个老师招一、二十个研究生，能带的过来吗？我认为最多招2、3个。我从78级开始招研究生，我本身有行政职务，顾不过来，到退休时，一共只带了18个研究生，其中只有3个博士。现在他们基本都是教授、副教授，还有个别出国的。学校现在也开始限制招生数量了。
陈：最后，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来总结您40年的从教生涯，您会说什么？
洪：谢谢学校。
1958年我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分配到四川石油学院来，到1989年离休。是四川石油学院培养了我，成为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教师工作，具有一定担当和一定创新能力的共产党员。最高兴的事是为学校写了两本书，是对党、对学校的献礼。
（本文稿已经洪庆玉教授本人审阅）
【人物简介】洪庆玉，男，中共党员，汉族，教授，博士生导师。1933年5月出生，辽宁鞍山人。1958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金属与非金属勘探专业，曾任西南石油学院科研处长、研究生部主任、皇家永利石油学会理事、皇家永利高教研究会理事、院学报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主要从事本科和研究生的地质学、沉积岩石学、地球化学、沉积物重力流、晶格能及其应用等教学，已培养毕业硕士研究生18名、博士研究生3名。多年来形成了以“沉积物重力流地质学”为代表的《沉积学》，发表学术论文17篇，发表学术专著4部；以“地能学说及其在地质地球化学研究中的应用”为代表的《地球化学》，发表学术论文17篇，发表学术专著1部。先后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5项、部省级科研项目6项、院级科研项目3项，并或不同级别的科技进步奖，1991年获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称号，1991年被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有突出贡献教育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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