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 间：2017年10月13日
地 点：校史馆
人 物：袁祥忠
访谈人：陈建
摄 像：曹刚 张魁武
文字整理：刘政发（学生助理）
文稿撰写：陈建
文稿审核：姚明淑
陈：袁老师您好，我们是学校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目前正在开展“石大记忆”项目的采访工作，推出这个项目是为了抢救学校的文化记忆，留下石大历史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记忆，在档案馆永久保存。今天想请您讲一讲学习、工作中经历过的事情。您1960年从重庆建筑大学结构专业毕业，刚开始是准备在机械系当教师，可不久却把您调到基建处了。请给我们讲讲当时的情况。
第一印象：学校就是一个大工地
袁：首先感谢“石大记忆”项目组，让我有机会回忆往事。
你刚才的一席话就把我拉回了60年代。我毕业的学校现在叫做重庆大学，曾经一度又叫做重庆建筑大学。我在毕业时有西安和南京等三个地方的学校可选择，但因自己家在重庆，所以选择了留在四川。当时，我们有4个同学分配到了四川石油学院，离校的时候，重庆建筑大学明确地告诉我“你们4个都是去做教师，就不要去高教局报到，而是直接到四川石油学院报到”，还把车票都为我们准备好了。因为我们在重庆读书，不知道南充还有一所大学，也不知道南充在什么地方。1960年7月13号我来到了四川石油学院，学校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大工地，地质楼的脚手架还没拆，机械楼扩建部分只建了一点儿基础，其他的教学设施基本上还没有，与重庆建筑学院相比反差太大。
接待我的是人事处一位姓许的女同志，让我们先到招待所休息，然后给我们安排工作。第二天，她对我说先到基建去帮忙。那个时候是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也没有多想，就到指定的地方去报到了。
当时学校还没有基建处，材料科、工程技术科、财务科共用一个办公室。到后，一位姓朱的同志把我带到了工程技术科。科长不在，是一位叫刘克的工程师接待的我。刘克原来是石油部的工程师，专业是建筑规划设计，被划成了右派，据说是马载院长点名把他调到我们学校来的。刘克正在负责建学校机械楼，组建了一个施工队伍，房子已经建好一层了，钢筋混泥土也都浇好了。机械楼的设计图纸是重庆建筑大学的，学校自己做过几次修改。我去报到时，刘克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得懂这张图纸吗？”然后递给我一张建筑设计图，我对这句话印象相当深刻。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看了图纸后，就指出图纸有问题。刘克一听很吃惊，问我哪有问题，我就指出图纸上钢筋的位置摆错了，图纸上的那个位置应该是副弯矩区域，钢筋应该是摆在上面，而不是下面。他听到我这么一说也立刻醒悟了，说“对、对，是应该这样”，并马上通知工地做出了更改。刘克很高兴，要求我和他一起来完成剩余的机械楼建设工程。
机械楼原先设计的楼顶是平顶，但马载院长希望能做成拱顶，于是刘克就问我说：“领导要求做成拱顶，你看看图纸能不能改？”搞建筑的人都知道，要做出拱形就要把一根钢筋弯成拱形，它固定的两端就需要一个东西来承受它的推力，这是很大一项工程。我也答应试一下，于是我就把整个楼顶部分设计成了一个大的圈梁，然后把所有的梁贯通，这就相当于整个屋顶是一块钢性很强的整体，在此基础上砌砖就没有问题，所以这栋楼到现在都还比较完好。这就是我来到学校后接受的第一件工作。
边搞基建边上课
约半年后，机械系力学教研室副主任黄训豪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问别人重庆建筑学院来的新教师是哪些？在别人的指认下他叫住了我，说我应该到机械系来报到；又问我能不能上《弹性力学》这门课。当时是赵国珍老师在主讲这门课，因为他要出差，所以需要找其他老师来上。我是学结构的，力学这一部分自认为学得很多，成绩也还可以，加上自己年轻胆子比较大，所以就答应了。后来赵老师回来了，他来听了我讲课，对我比较满意，同时也提了一些意见，就由我接着上这门课。
当时负责基建的学校领导是副院长王礼庭，他很开明，为了不让我把专业丢下，同意我在不影响基建处工作的情况下，可以到机械系去上课和参加教研活动，所以当时我的归属一半在基建处一半在机械系，系里有课就找我。王院长很注重培养我，基建上一有设计任务和工程技术难题就会叫上我，我负责的基建设计也比较多。当时，我们有些比较小的基建项目虽然获得了石油部的批准，但找不到设计单位，省里和市里的设计院都认为项目太小，不愿意接。文革时期，建筑设计图只需要领导签字，有自己的施工队伍，再加上足够的资金，那就可以干了。比如南充校区原来那个三合院式生活服务基地，投入的资金较少，又是个临时建筑，所以它的图纸我两天之内就弄完了；另一个是热工实验室，它至今仍在。
完成了这些比较小的设计任务后，就开始参与一些比较大的设计了，比如机械楼扩建工程。当时委托四川石油设计院设计，设计院提出学校必须派一个代表参加设计，原来是刘克作为代表参加，但他已经回石油部了，最终指定了我，于是机械楼的大部分设计我都参加了。机械楼扩建工程设计完成后，川局设计院希望我继续参加昆明油库设计，把油库的结构图纸都给我了，但学校不同意，连发两封电报把我叫回了学校。还有南充校区老学生食堂是我带着肖永明和张先普设计的。由于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工程，建筑跨度很大，施工难度较高，涉及的因素较多，我当时就给王礼庭副院长提出带到重庆去做设计，我和张先普都是重大毕业的，因为离自己的母校近，也可以请教自己的老师。经学校同意后，我们在重庆大学招待所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参考北京石油大学礼堂兼食堂的设计图纸，把学生食堂设计出来了。这期间重庆大学的老师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所以至今我仍没忘记自己的恩师。
这段时间只要机械系那边有教学任务，我就会过去上课，完全离开基建处是在很多工程都完工之后，这也反映了当时学校的基建任务很重，很多工作都是自力更生，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学会知识的迁移
陈：作为教师，也会因为专业限制，有些课程是不熟悉的，但您总是能做到需要您上什么课您就能上。比如储运79级的《长输油气管线工程》课，由于原定专业课教师因病出缺，领导临时决定由您去上，在备课时间非常有限、课程与您的专业差异性较大的情况下，您是怎样克服困难的？
袁：说到这个话题，首先要感谢我的一位老师，从重庆建筑大学毕业时老师在我的留言簿上留下了两句话：“善于向周围的人和事物学习作你的知识储备，善于用已获得的知识去拓展新的知识。”这两句话伴随着我一生，我也一有机会就告诉我的学生。
皇家永利储运专业是78年才增设的新专业，完全是白手起家，老师中有学物理的、数学的，但就是没有学储运的，连储运的两位主任都是学数学和物理的。但石油工业的发展急需储运专业人才，我们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凑了10多个人先干起来再说。开始时，请了一些外面的老师来上课，其中有四川石油设计院的陈文江工程师，还有一个叫谢太皓的，《长输油气管线工程》就是陈文江老师上，他也是该课程教材的主编。当时学校给他们的酬金比较高，上一次课大概30元钱，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课时费了。
一天临近暑假的时候，赵国珍老师找到我说：“金为统老师生病了没法上课，下学期你来上《长输油气管线工程》行不行？”我曾参与审定《长输油气管线工程》这门课的教材，对该课程多少有一点了解，就答应了。当时的暑假大概是一个多月，那时我的夫人还在重庆工作，没有调到这边来，除来回耽搁的时间，可能就30天的样子，全都用来备课了。当时住在夫人公司的宿舍里，把床铺当桌子，工人师傅看到我备课是在被子上写的，还设法为我弄来了一张桌子。在备课的同时，我联系了重庆建筑大学的同学和老师，有不懂的地方就问，还请他们帮着修改我根据教材做出来的教案，特别是我夫人的一个同事，是曾经参加过“管道放线”的技术人员，我请教了他很多，最终把教案定下来了。
陈：这门课程最终的教学效果如何呢？
袁：效果可以让我的学生来评论。我自己认为还是比较好的，有时班上会有同学问我是哪个学校储运专业毕业的，我都会实话告诉他们自己是学土木的，但也会告诉学生，储运其实就等于土建加机械，也包含了很多土木的东西，并且很多知识，只要你掌握了最基本的东西，就都比较容易了，比如大部分课程都离不开力学，我们就要学好力学的各个方面。
陈：这样的例子还有，87年初，一位老师调离学校，留下即将进入论文阶段的两名硕士研究生，领导决定要您担任指导教师。最后，两名研究生顺利通过了答辩，其中一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还被评为优秀论文。您熟悉这两名研究生的研究领域吗？
袁：事情是这样的，当时的力学教研室主任唐俊才招收了两个研究生，一个是陈波（现为皇家永利教授），另一个是徐小兵（后曾任长江大学机械系主任），在他们正要进入论文阶段时，唐俊才老师突然要调离学校。系里马德坤主任给我谈了这个情况，并说想让我带这两名研究生，因为这两名学生研究的方向是断裂力学在工程中的应用，与我们教研室有较多相关性，那时候断裂力学刚被引进国内，内容很新，我们教研室有一个很好的风气，凡是新东西都要努力去了解、掌握它，提倡年轻教师都去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还写了很多东西。听马老师介绍了情况后，我当即表示同意。为更好地完成任务，我提出成立一个指导小组，由蒋平、宋瑜两位老师也参加指导。随后我与两名学生讨论了论文的主题，最终确定为“抽油杆系统的断裂寿命评估”，这个研究方向我有一些了解，不是很费劲。在研究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我和学生都不懂的地方，比如利用降载勾线等方法测定应力强度因子，因为当时的MTS刚引进到国内来，大家都不是很清楚，我就和学生一起，边学边做搞清楚的，就这样把两个研究生带出来了。
通过这两个例子也说明要善于学习和拓宽领域，每个人都应该有个知识储备，关键时刻才能顶得上去。比如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仍然关心量子通信、核能、量子力学等，即便没有机会在课堂上讲，身体也不如从前了，但基本知识我还是知道的。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应该熟悉和掌握，与专业领域相关的知识应该了解和占有，要学会知识的迁移，需要用的时候才顶得上去，这也就是老师教导的利用自己旧的知识去拓展新的知识，只要你拥有了这个能力，就能完成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领导应该懂实验
陈：在您担任机械系副主任期间，遇到了这样一件事：MTS试验机到了。该设备是在当时是非常高端的，您全程参加了外方技术人员安装、调试和试运行的整个过程，能给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情景吗？
袁：我认为作为一名基层领导，必须参与实验，如果对自己所管理的东西不熟悉，就无法掌握全局和指导工作，并且一旦需要你亲自操作的时候那该怎么办？否则不会有人服你的。我就是基于这个出发点做的。
MTS主要是做断裂疲劳的，力学的很多方面也能用得上。力学是工科院校最主要的基础，而我们学校当时力学教研组才组建不久，固体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等都还较弱，学校领导也发现了这一点，决定搞点儿新东西，让力学教学水平能够快速提高，引进这个试验机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力学的基础研究，并且要想开展工程技术研究如果没有基础设施和背景的了解，申请项目也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个设备很贵，所以在当时石油高校除了石油大学，很少有学校有这个东西，整个四川片区，包括重庆大学也没有，除了川大就只有我们学校了。我参与了这个设备的调研和订购，里面比较精密的东西我都知道，当时我们是拿着石油部领导的介绍信，用南海油田的外汇买的，折合人民币大概100多万。
设备到学校后，学校和系里很重视，学校还成立了一个验收小组，我是副组长，所以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我都应该亲自去操作的。设备是香港和美国的技术人员轮流到学校来安装调试的，除了“你好”，他们基本不会说中文，其他人来参观学习交流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每次都是我亲自参加。每天晚上等外方技术人员一离开，我就把实验室的同志叫过去，照着外方技术人员的调试安装程序重新来一遍。当时的计算机程序RPDP11很多人都不懂，与之配套掌握的东西也很多，说明书都有两柜子，所以对于这种比较尖端的仪器，领导需要了解才能带好下面的人。
验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问题。第一次是香港人来调试，他弄好后，我让他做个试验，肯定希望这么贵的洋机器做出来的东西要比平时的土机器好，可不到两个小时，我摸到那个马达有些发烫，我要求他把盖子拆开看看，但他拒绝了，我也没有办法，因为还没有验收，自己还不能动手拆装。第二次，我打电话给厂商，过来的是一个美国技术人员，我坚持提出机器有问题，最终老外拆开了机器，发现里面用的赫兹数是60赫兹，但我国用的是50赫兹的频率，稍微有些知识的人都能发现这个数据不对，所以这个马达在中国不适用，最终他们同意换了一个新马达。
专业建设既要有前瞻性，又要下决心
陈：在您担任机械系副主任期间，还筹建起了工民建专业，91年初，您出任海工系主任。能否谈谈筹建工民建专业和海洋石油工程这两个专业的背景？
袁：到了80年代末，扩大招生规模已成为学校发展的客观需求。对于我们学校来讲，如果要扩大招生规模，单纯一个专业来说扩大人数不太现实，比如当时机械系就只有一个矿机专业，招100来人，如果扩招到120人的话，实习、教学方面就会出现问题。要想扩大规模，就需要开设新的专业。学校党委经过调研，认为工民建专业不仅石油工业需要，而且社会普遍需要，于是决定增设工民建专业。为了这个专业，张永一书记找我谈了两次话，我当时就说筹建这个专业没有问题，但是到时要人没人（师资），要枪没枪（设备）怎么办？我就怕骑到老虎上下不来。张书记说不会的，学校会全力支持。后来我和系主任马德坤反复分析讨论，认为这有利于校发展，而且学校有些学建筑的老师可以加入进来，就接受了开办这个专业的任务，把这个专业筹建起来了。
筹建海洋石油工程专业，说明我们学校领导具有超前的眼光。皇家永利是全国高校中较早提出开设海洋石油工程专业的。87年我在国外进修时收到党委副书记曹开胜写给我的信，让我了解国外海洋石油工程和储运这方面的信息。当时我在美国奥斯汀大学航天系进修，为此还专门转到了石油工程系。后来到休斯顿也去了解了相关的一些情况，收集了一些资料。不久学校成立了海洋石油工程系，张宁生是系主任，教师都是从各个教研室抽调来的，有李书文、孙一平等，88年招收了第一届学生。但当时石油部不让我们办这个专业，我们是用其他专业的名义（比如钻井）来招生，毕业证上写的是“海洋石油工程专业”（当时是学校自己发毕业证）。
后来张宁生调到西安石油学院，学校要我接他的班。当时我刚回国，正在机械系办移交，罗平亚院长给我说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海洋石油专业仍然没有得到石油部的认可，招生上还是用其他专业的名义，毕业时发海洋石油工程专业的毕业证。虽然学校很希望把这个专业办下去，但石油部严格禁止这种偷梁换柱式的招生方式，所以这个专业就停招了。
陈：您认为通过海洋石油工程没坚持下去这个事情说明了什么问题？
袁：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们国家高校办学的自主权还没有彻底地放开。我认为高等学校应该让它自我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是比较好的。
一个专业的建设需要前瞻性，要看远一点。你想我们国家海洋那么辽阔，海里头矿产很多啊，我们要向海洋要资源啊！我觉得办学一定要注意两点，那就是教育的滞后性和教育的前瞻性，我们培养的学生要四年后才能工作，这就是教育的滞后性，但是你眼光一定要放长远一点，跟踪最先进最好的发展方向。
当时海工的教师积极性也很高，比如王杰，后来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当时就是海工教研室的一个普通教师，而且这些教师的外语水平也很好。海洋实验室也正准备筹建了，当时我在国外学习，去AUSTIN大学看了他们相关的实验室，也不是多么了不起。学生毕业分配到渤海等油田发展得也很好。当时要是坚持下来的话一定都已经成气候了。
要说教训的话，我认为就是做什么事认准了是好的、有前景的东西，那就一定要坚持，坚持之后你就一定会得到应该得到的收获和回报。
教无定法 教要常新
陈：您曾说，在教学中，要做到不只为“教”而备课，还要做到为“学”而备课，从“学”的角度研究教的问题，尽力使学生不仅有所知，而且还要有所思。您的这个观点很让我们感兴趣，能否给我们谈谈？
袁：学生的培养是通过各个环节来进行的，课堂教学是一个主要渠道，但是其它的环节如二课、课外科技活动、社会活动和来自家庭的教育等等，对学生的成才都有重要的作用，作为教师来说，要把自己主要的岗位职责履行好。
对于上课来说，中国有句古话：爱则专，专则成，成则善。你首先要让学生爱这个课，怎么爱？老师爱了学生才会爱。老师也是，爱教师这个事业，就会去钻研，钻研之后就会越来越擅长。教师在备课时，不能只考虑怎么把课时讲完，按照大纲要求把内容讲完，而不考虑怎么把课讲得生动。所以备课时就要从学生的角度去考虑，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讲法。比如我教一门课对于不同的学生，讲法是不一样的，因为人都有个体差异，81级和80级绝对不一样，所以你要去了解81级的学生，根据学生的情况、发展的情况来讲，而不能全套80级的讲法，要以发展的情况来改善你的教案。不同专业上同一门课，讲法也不一样。比如我给钻井专业讲“扭转”，除了一般的计算原理之外，还特地讲了在钻杆遇到卡钻时需要倒扣套铣时，如何计算钻杆的极限扭转圈数的问题。你这样一讲同学们就感兴趣了，因为他自己就就是学这个专业的，以后一定要遇到卡钻的问题，那我就要好好学这个极限扭转圈数的计算。而在地质专业，就变为 扭曲”了，弹性材料与脆性材料遇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教师要根据不同的专业引入不同的东西来激发学生的热情。教学如同打仗，兵无常势、教无定法，打仗时不是一个阵型一成不变。
陈：您可否具体地讲讲教无定法吗？
袁：这是很多老先生说的，意思是说教学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这个方法可能适合这个班的学生，但不一定适合另外一个班，可能适合这个老师但是不一定适合其他老师。比如，我们说课堂讨论是个好方法，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课程都用课堂讨论呢？不能这么简单化，有些课程的某些部分需要讨论、值得讨论的，我们才来讨论，而不是每堂课都来进行讨论，所以说教无定法。但是反过来，教要常新，要把新鲜的东西吸收进来。要做到教无定法、教要常新，就只有多流汗水，多看资料，多接触学生，还要善于向周围的人和事物学习，你拿着手机就向手机学习。
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太累了？我说啊，虽然累，但是只要你乐在其中就不累了。没有入门的老师，就照本宣科，教材怎样写的就怎样照着念。好老师一定是吃的是桑叶吐出的却是丝。所谓乐在其中，就是要因学生而异。我教矿77时有这样一个学生，叫关祥杰，他对什么课都不上心，唯独对力学课很上心，而且作业做得很好。我就把这个学生找来了，他给我说：你讲了用重积分的方法来解决梁的变形，我可不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说这个很好，你有这个志气就很不错。我发现这个学生的力学和数学都很好，后来我就把他的作业量减少，叫他可以不用做我布置的作业，专心研究“Z变换来求梁的变形”，同时又告诉他偏科不好，其它课程也很重要，看起来有的课程与你喜欢的课程没有关系，但是实际上是在潜移默化提供另外的帮助，能够开拓你的思维，如果学不好就相当于你只有右手没有左手。这个学生后来在我的课上写了一篇有一定水平的论文《Z变换求梁的变形》发表在了学报上。还有个学生也一样，爱超越你讲解的知识去探索，最后这个学生也写了很好的论文。后来这个学生考取了重庆大学的研究生，我还专门给他的导师写了一封推荐信。
学生也可以教老师
教无定法、因材施教不仅仅是老师教学生，反过来学生教老师的也有很多。当时我们讲一个皇家永利矩形截面剪应力计算的公式，一个学生就提出了任何书都没有说的问题，当时学生在课堂上提出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准备，我就说对不起，两天之后我再给你回复。
陈：出现这样的情况，您有没有觉得脸上无光和很尴尬，下不来台？
袁：这没有，我完全没觉得学生让自己下不来台。教学中最讲求的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可强不知为已知。反过来说，如果你讲错了，那么你一定要勇于承认你自己的错误，那么学生会更加尊重你。当时我说你容我下去想一下，这无损教师的尊严。其实这个学生现在是我们学校的教授，就是侯季康老师，当年就是她问的我的问题，我记忆很深刻。这个问题后来我到西安参加一个教材审定会的时候，很多老师也都还不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因此搞清楚这个问题是一个学生教我的，他不问这个问题，我就不会有这个新的发现，所以我说学生也教老师啊！从此以后我给同学讲的时候就有了新的思维。
国外名校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我去过国外一些大学，他们说“宁愿要三分错误的创想，也不要百分之百的因循守旧”。这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因为要是没有创意，就完全静止了啊！课堂上不注意启发学生思维，这种教学是陈旧的，没有活力的。只有启发学生，让他们敢于发现问题，他们才能学会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讲课时指出来某个研究还没做完，那么学生可能跟着你的指引就去发现，可能就会改变他的人生。所以我就希望我的学生思维要活跃，这样才能成才。当我遇到我的学生，最希望听到他们讲在哪个方面有突破性的东西，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作为大学教师 要上好课就不能不搞科研
陈：您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是结合石油工程实际，在计算模型和讨论解法方面作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工作，并且在基础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被美、日和苏联的技术文献收录或摘录。而我们注意到，89年时，您还是纯教学型的老师，应该说您的科研起步是比较晚的，请谈谈是什么促使您开始搞科研的？
袁：对教师而言，应该既有教学水平，也有学术水平，做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搞好教学。所以我认为“科研反哺教学”这样的提法不对，也不赞成把教师分为教学型或科研型，我认为不存在纯教学型的教师，也不应该有纯教学型的教师。
作为一个大学教师，要上好课就不能不搞科研，除非他不想把书教好。因为我们要培养创新人才，教师自己都没有创新，怎么培养创新人才。而要创新，必须搞科研，即使是承担基础课教学任务的教师也是如此，尽管教学任务太重，而且作业量也多，没有更多时间来搞专门的科学研究，但是他在教学中也可以提炼一些东西出来。我在担任基础课教师时，利用“拉普拉斯变换”来解决一些基础和工程应用中的计算问题，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做出来的。
另一方面，如果是不搞教学不给本科生上课，那就是研究员而不能称为教师，哪有教师不给本科生上课的？我曾去了美国两个大学，他们就很简单，一个教授每年、每学期必须给本科生上多少学时课是有明确规定的，如果不上课，学校就不聘请你为教授，你就只能到研究院所去当研究人员。其实教育部也有类似的规定，只是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科研能够让教师常教常新，要是一个教师只搞科研不搞教学，那他就不是教师；一个教师只搞教学而不搞科研，他就会变成一个“教书匠”，他的教学水平就提不高，他的视野也会受到很大限制。所以说把这两个东西分开，甚至提出“科研反哺教学”、教学型、科研型教师等概念我认为都值得商榷，不赞同这么提。这好比有人问你：是要一只手好还是两只手好？是要左手好还是右手好？不是因为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而是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一个教师本来就应该同时做这两件事。
推行学分制
陈：您曾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特别是设计了皇家永利学分制的基本框架，能否给我们请谈谈您的心得和体会？
袁：皇家永利的学分制是94年开始调研，97级正式实施的。为什么一定要施行学分制呢？因为我在国外就发现他们的通识教育很好，而且跨系跨专业选课非常灵活，这样子对于促进教学相长有好处。95年，我参加石油部在杭州召开的“八五”国家项目中期汇报会，去参观了浙江大学，他们教务处长接待我，详细介绍了他们实行学分制的情况，我听了之后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学分制是一个很好的制度，实施学分制不仅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也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把教和学双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比如学分制是可以跨专业的，只是同样的课把专业打乱，同一门课程王老师在钻井专业讲，张老师在机械专业讲，但张老师明显比王老师讲得好，那我钻井的学生就可以去听机械的课，这就真正实现了因材施教。
当时罗院长问我实行学分制有多大的把握，我说大概有八成。我们选了一个突破口，就是让学生自己来选老师，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举措。比如《高等数学》这门课，就同时安排了七、八个老师上，先让学生试听两周，然后再决定选哪个老师的课，如果选这个老师的学生达不到三十个人，那么这个老师的课就会被取消。为了防止出现所有学生都选一个老师的情况，我们还设计了一个上限，比如超过了150人就选不了了，但是没出现这种情况，都没有达到150人这个上限。
在选老师这个过程中，老师无形之中就有很大的压力，因为有可能被选掉。也出现了一些出乎意料的情况，比如在《高等数学》的选课中，被选掉的恰恰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老师，她原本在上概率课，那一年让她上《高等数学》，结果选她的学生不满三十人，没法开课。下来后我就给她做工作，让她上了另外一门课，但是学生选老师这个压力就很大，促进了老师要提高教学水平。
陈：学分制的核心是什么？对学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袁：学分制的核心就是选课制（包括选教制）和弹性学制。最大的改变是激发了教与学双方的积极性，但是我只走了一步，实行了学业学分制，完全学分制还没有实行我就卸任了，有些想法还没有实现。我当时提出“先上车，后并轨”，即先把学业学分制搞起来，因为这个最简单、最容易，不会把专业打得很乱，并且那个时候管理者的素质还没有达到实行完全学分制的要求。所以我说只有八成把握，不敢说百分之百，结果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可以说达到了九成吧，这为后来学校搞学分制打下了基础。但是我不认为现在是完全学分制，因为完全学分制就应该达到弹性学制，这个很困难。
学校一定要有特色
陈：皇家永利进入了国家近期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您有何感受？
袁：看到我们学校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要知不足而进取之，要知道哪些地方不行、不够、不对头，要去改进它们。
进入“双一流”建设高校给我们带来的重要启示就是学校一定要有特色。我感觉坚持行业特色也罢，保持我们石油天然气特色也罢，都是对的。因为一个学校如果没有特色，你就容易被别人边缘化，也会被自己边缘化，因此这个特色一定要保持住。一定要保持石油与天然气学科、专业的发展，要让石油与天然气工程成为学校的领头羊，石油工程的学风、教风、科研等都要保持一个前进、上升的势头，带动学校其它的学科专业建设。比如当年我的专业和石油工程没有一点关系，但是到了我们学校之后慢慢地接触到了石油，后面搞的油建和储运就都是石油工程的东西了，而油建和储运都只是石油行业中一个很小的点，不仅常规的油气勘探开发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还有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等很多前沿领域可以大有作为，因此自己不要把自己边缘化，还是应该一鼓作气、努力拼搏，因为我们学校六十年的积淀，轻轻松松就丢掉，那是搞不好的。
石大精神最值得珍惜
陈：您在皇家永利从教40多年，在建校六十周年之际，您觉得最应该珍惜和传承的是什么？
袁：那就是第三届党委提出的“全院一心，锐意改革，发挥优势，力争一流”，这就是当时的石大精神，是最值得珍惜的！
“全院一心”，就是只要是党委作出的正确决定，全校上下都要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党委首先要高度一致，领导、教师要拧成一股绳。比如要扭转学风，领导要深入下去，要率先垂范，各个学院都把学风整好。“锐意改革”就是只有改革才有出路，不改革就不行。包括我们的管理、教学、科研、专业设置、办学理念等等，都要改革、要创新，眼光要长远一点。“发挥优势”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建立的，大家都认可的东西千万不能丢，不能因为一时的困难自乱阵脚。
陈：您认为我们的优势到底是什么？应该如何保持和发展这个优势？
袁：所谓优势或成果，一方面是显性的，比如说科研论文、获奖、承担的项目，包括大学排名等等；另外一方面是隐性成果——学校的学风、学术氛围和这个学校的精神面貌。当时党委所说的“发挥优势”其内涵有很多，但我认为主要指的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面貌、齐心协力办大事的集体主义、学风端正和学术氛围浓厚……等等，这才是无价之宝，只要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就什么都不怕，只要有了这种氛围，你要的东西就都会来的。比如八、九十年代的“三项工程”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建校后的办学积淀和办学氛围形成的结果，“三项工程”过去带动了学校的发展，今后也仍然能够带动我们一批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上的突破。
一所大学的学风和学术氛围非常重要，是可以感染人的。我们怎样去弊存利，把影响我们的因素降到最小。比如80年代后期，我们了解到有一种照片，叫全息摄影，光波的信息可以全部记录下来。当时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占领这块前沿阵地，全教研室的老师都积极参与进来，没有任何报酬，我们也没有向学校要一分钱。当时要求振动幅度不能超过红光波长的四分之一，我们是用旧汽车轮胎自制了一个隔震台，拍出了全息照片。这个照片当时能够拍摄成功的很少，算是跟踪前沿技术的一次成功范例，这可全是我们自己搞的，这说明了你只要下决心，没有你办不成的事情。比如我自己，并不是说要想提职称才去搞科研写文章，而是你自己想把书教好，要去提高学术水平，我也没想到将来要提副教授，但是我自己就写了。我还保留着当年《石油学报》给我写的一封信，信中说我连续三年在他们杂志发表文章，但是他们杂志原则上一个作者一年只能出现一次，因此我刚投的一篇文章虽然已经采用和排版，但正式发表只能在一年之后了。为了不耽误论文发表，所以他们建议我改投其他优秀杂志。
回想起来，皇家永利很多研究工作并不是有了条件了才来搞的，成果也不是用物质、待遇等刺激出来的。那时，外面的专家、领导来皇家永利，他们有句话令我们很感动——“没想到在这么偏远的地方，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就是人家对你的评价啊。
当然，发挥皇家永利艰苦奋斗精神并不是叫你还要去吃野菜，所谓艰苦奋斗就是那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搞科研，包括学科建设、专业建设，条件永远是欠缺的，永远不可能尽善尽美，我们就是要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力争一流，所谓艰苦奋斗指的是这个。搞发展也不是拿钱买东西，不能急功近利，要耐得住寂寞、能吃苦，数据要千次万次地来搞，像屠呦呦，她的实验上万次，有的人说她不是院士，我认为她比院士还院士。
我们已经不是单一的工科院校了，但当务之急是全校一心，把石油天然气工程这个优势继续保持发扬，同时让它带动新的增长点。只要学术氛围很浓，我们自然会有提高，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本文稿已经袁祥忠教授本人审阅）
【人物简介】袁祥忠，男，中共党员，教授，1938年12月出生，重庆人，汉族，中共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毕业于原重庆建筑大学结构专业。曾任系主任、教务处长、校长助理等职务、中国石油教育学会理事、省力学学会理事。先后讲授材料力学、断裂力学等八门课程并指导研究生；先后在《石油学报》，《LIL&GAS》等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论文被美国、日本和苏联的技术文献收录或摘录；在“八五”国家项目“水平井工艺技术研究”专题中任负责人之一，项目通过评审验收；积极组织开展教学改革与实践，成效显著。1989年获皇家永利首届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中石油石油部教学成果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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